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对劳动经济学科的关注度在不断升温。这体现在：各种经济类学术组织在举行学术研讨时都将劳动经济作为一个专题，经济学核心期刊给予劳动经济越来越多的版面（其中，《经济研究》在2017年6月刊发起了“第一届劳动经济学前沿论坛征文启事”；《经济学动态》于2009年5月刊首次将“劳动力问题”设为专栏，且在2016年的12期中有6期设“劳动与就业”专栏讨论劳动经济问题，2017年的前5期更是期期设有“劳动与就业”专栏；等等）。这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密不可分。换句话说，劳动问题不仅关系民生问题，也关系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党的十八大五中全会公报就曾明确指出，要推动大众创业、实施精准扶贫、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完善人口发展战略。这些都是劳动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命题。
与此呼应，劳动经济领域的高等教育也对相关教材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目前，市场上流行的“劳动经济学”教材约有35种。其中，国内学者编写的有28种，从国外引进的翻译版7种。在这些林林总总的教材中，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曾湘泉教授主编的《劳动经济学》让我们看到了不忘初心的坚持和不断求变的创新。这本教材从2003年正式出版以来，历经3次改版，得到了学术界和高校师生的极大认可——被超过200所大专院校长期选作教材。究其原因，只有四个字——“坚持”“创新”。
所谓“坚持”即坚持以国际通用的劳动经济分析理论框架，总结中国劳动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反映中国劳动经济的特点。这种坚持不是对国外成熟理论的照搬，而是紧密结合中国自己的实践，即将西方标准融入东方实践。体现在《劳动经济学》（第三版）中就是，你可以从中找到很多我国目前劳动市场正在发生的事件，并了解到事件背后蕴藏的劳动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如第二章提到的“二孩政策”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第三章提到的最低工资立法对就业的影响、第五章提到的劳动力流动与“民工荒”问题产生的关联、第四章提到的我国人力资本的总量、质量与结构问题、第七章提到的职场上的性别歧视以及有中国特色的“户籍歧视”问题、第八章提到的收入差距扩大以及最近一直在热议的央企负责人的“限薪令”、第九章提到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各种失业类型产生的原因，等等。
所谓“创新”即不断将国内外学术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通俗地向读者介绍。比如，在第四章“人力资本”中，紧贴国际理论前沿，突破了传统以教育为中心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引入了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概念，提出了从能力的形成与开发、能力对后天经济社会表现的影响等一系列完整的新人力资本理论框架。在第五章“劳动力流动”中，在原有托达罗模型与推拉理论的基础上，对Stark(1990)提出的“新劳动迁移模型”（NELM）等最新理论成果进行了总结和介绍，并同时加入了“移民对流入地影响”的研究介绍，从理论视角对“劳动力迁移是否对输出地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争论进行了简明阐述。
又如，在第八章“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趋势、成因及对策”中，当介绍到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时，在库兹涅茨倒U形假说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关于皮凯蒂“新库兹涅茨倒U形”假说的介绍。这其中包括1901—2010年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收入不平等、1910—2010年新兴国家的收入不平等、1975—2010年发达国家的资本收入比重、从古代到2100年全球税收资本收益率和产出增长率的比较，既有皮凯蒂教授对国际收入不平等历史演化趋势的分析结论，又有作者本人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原因的分析。
再如，在第九章“失业”中，除了加入了如“基准DMP模型”以及工作搜寻与互联网等最新研究成果外，在谈到结构性失业产生的原因时，还介绍了新技术革命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未来哪些工作岗位会被人工智能及机器人取代。
难能可贵的是，在有限的篇幅中，曾湘泉教授还向读者介绍了做研究的一些基本方法和思路。如，“劳动经济学家是如何进行假设检验的”“自费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成本收益分析”和“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分析”等，通过一个个具体事例，作出假设、搜集数据、检验假设，最终根据结果作出分析。
不忘初心的坚持，不断求变的创新，曾湘泉教授的《劳动经济学》（第三版）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学者严谨治学的态度，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教育者“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