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人大国发院国家高端智库“名家讲坛”（第7期）以“中国就业市场的新变化：机遇、挑战及对策”为主题进行线上直播，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专聘研究员曾湘泉主讲。

  曾湘泉，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专聘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大华讲席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2000-2014）；兼任国际雇佣与劳动关系协会（ILERA）执委、德国劳动研究所（IZA）研究员、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会长、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工资福利专委会会长、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等。

以下为此次直播核心观点及文字实录：

核心观点

1. 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劳动参与率，即劳动供给下降，就业总量首次下降。

2. 平台型就业不同于传统就业，突破空间和时间限制，增加了就业灵活性和自主性。

3. 各类群体就业结构性矛盾持续存在，就业率高，但就业质量不高仍很突出。

4. 就业市场应对策略包括：

（一）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稳就业创造条件；

（二）对AI新技术持积极和谨慎态度；

（三）强化信息流动，提升就业市场匹配效率；

（四）深化教育培训改革，重视软技能培养等。

讲话实录

  大家晚上好！很高兴跟大家一起交流我们对中国就业市场研究的一些心得和体会。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就业市场新变化：机遇、挑战及对策”，希望对大家今后的工作和生活有所帮助。

  就业，是民生之本，关系千家万户，对政府、企业，特别是对劳动者个人都十分重要。近年来，海内外资本市场朋友也在密切关注中国就业市场。投资者在关注股市变化时，同样会关注与之密切相关的国际市场和国内就业市场指标的表现。

总体而言，中国就业情况是很不错的。过去十多年，中国在就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举世公认。2012年，我曾接受国际劳工组织日内瓦总部的邀请，介绍我们对中国就业研究的一些成果，包括中国在就业方面的一些成功的做法。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发布的世界竞争力评价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在国际世界竞争力评价中位列第十八位，其中有三项指标中国名列全球第一。就业是其中一个指标，除了就业，还有国内经济和劳动力市场。

  如今，就业市场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这几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就业市场相应出现一些新情况。2020年1月份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就业市场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冲击和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1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从5.3%上升到2月份的6.2%，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从5.2%上升到5.7%。去年，全国调查失业率整体控制在5.5%之内，显然，今年失业率明显开始上升。

  中国就业研究所联合智联招聘定期发布《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报告》，这个报告是按季度发布的。目前，2020年一季度报告仍未发布，但是初步分析结果显示，2020年一季度CIER（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为1.43，无论环比或同比，都有了明显下降。特别是分月来看，CIER指数由1月份的2.47降到了3月份的1.02，这是近年来从未出现的情况。

显然，短期来看，失业率有所上升，景气程度下降，就业市场压力增大。尽管短期内受到外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但综合来看，也要认识到这种冲击和影响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二者依然并存。

  我个人认为，当前和今后分析中国的就业市场，需要关注以下几方面的变化：

劳动力供给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12年到2018年末，7年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了2600余万人。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显示了计划生育政策对就业市场影响的滞后效应。

同时，劳动参与率也发生一些变化。

  就业、失业、退出劳动力市场，是经济学分析劳动力市场的三个主要指标。劳动参与率是就业者和失业者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它反映了法定劳动年龄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状况。其中，16岁到24岁年龄段，被称之为青年劳动力，这个年龄段参与率一直在下降，下降原因与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延长有关。随着高校招生规模扩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也在增大，相应推迟了青年劳动年龄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55岁以上劳动力被称为老年劳动力，因为这个年龄段接近退休，参与率比较低。特别是，过去十多年来，养老金水平不断上升，也对中国老年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构成影响。

  目前，25岁到54岁这个年龄段的参与率是比较稳定的。

  总体情况来看，劳动参与率下降表明进入劳动力市场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使得市场劳动供给下降。

  不仅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劳动参与率下降，全社会的就业总量也发生变化。中国就业总量增速从2010年的4.1%下降到2016年的2.5%。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底就业总量下降，这是自1962年以来，也即56年以来，首次出现的现象。

  中国劳动力市场关注点也在变化。人口老龄化，劳动供给下降使得中国就业市场压力缓解，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和需要面对的一些新问题，即从过去关注就业，现在要开始更多关注养老问题。

平台型就业的发展

  近年来，有关新技术革命的讨论非常热烈。2016年，我应邀参加法国经济学家俱乐部年会，应邀出席的200多嘉宾中，有经济学家、企业家，甚至还有一些国家元首，参会人数达到3000多人。会议主题就是讨论新技术革命，即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劳动世界的影响，大多数人都很担心新技术革命对就业的负面影响。

  传统就业本质是“雇佣”，就业是指被雇佣的人，失业是指没有被雇佣的人。传统就业，是一个企业（雇主）跟一个劳动者（雇员）签署一个合同，单个企业面对市场。

现在，平台型就业，是很多人跟这个平台建立业务联系，通过平台面对市场，它突破了空间和时间限制，增加了就业灵活性、自主性，突破了传统雇佣关系的束缚。

最典型的平台就是互联网电商平台，比如说阿里巴巴，阿里自身员工在11万左右，但平台间接创造的就业超过千万，非常庞大。

  近年来发展很快的数字文化平台，就业总量也值得关注。比如直播平台有三类，一类是泛娱乐；另外一类是游戏；最后是电商。

  这些平台是如何创造就业机会的？

  以直播平台为例，首先是需要大量的主播，包括游戏主播、泛娱乐主播、电商主播等。其次，平台自身需要相关的资源支持，比如游戏开发、产品运营、内容审核、行政支持等。再次，平台型派生出游戏版权、电竞赛事版权等相关事务，直播当中还有MCN组织，同时上下游会关联配件生产商、云服务厂商、互联网服务中心。最后，平台型又衍生出来展示公司、内容审核外包公司、广告公司等。

  当然，数字文化性质的平台型就业不光只有直播。

  阅文集团是一个数字文学平台，该公司员工仅1300人。但是，该平台作家多达810万。所以，平台型就业，是发展非常快的领域。大部分平台都是这样，自身员工人数不多，却间接创造了大量就业。

  平台就业有双重影响。新技术革命带来业务规模扩大，互补效应使得就业机会增多，当然，也带来对传统就业替代/冲击。例如，受到电商平台影响，很多实体店可能倒闭了。实体店关门直接带给了就业一些负面影响。但总体来讲，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的大背景下，平台型就业对创业和就业规模扩大起了很大作用。

新技术革命平台型就业也面临挑战。

  一方面，平台型就业引发就业极化。美国的已有研究发现，因受到新技术革命、互联网的影响，就业呈现极化现象。如果将职位按照能力划分成低级、中级、高级的话，比较低端的职位和高端的职位在不断增加，而中间的职位正在减少，甚至在消失。数据呈现U形线，就是就业极化的表现。同时，还带来的是收入极化，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还有，就是就业质量。这一问题在互联网行业还是蛮突出的，特别表现在社会保障和劳动关系方面。如果按照业务合同处理劳动关系的话，平台型就业中有大量的人是没有社保的，缺乏社会保护这对于就业质量的提升也是一个挑战。

就业结构性矛盾持续（存在）

  在近一二十年，结构性矛盾是中国就业市场特别突出的一个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就业市场群体中，大的群体是农民工和应届大学生。农民工市场数量庞大，城镇就业人口总量4亿多，农民工占2.8亿人。这个数据是2018年统计的，其中初中学历及以下占72.6%、高中学历占17%、大专及以上占10.3%。显然，农民工群体的学历结构、知识结构是比较低的。

  按照国家统计局2018年公布的数据来看，接受过农业或者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只占32.9%，其中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0.6%，所以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数量短缺和结构性失衡问题。

  此外，应届毕业大学生也是比较典型的就业群体。中国在2000年后实行高校扩招，2000年之前基本是每年100万左右的招生规模，而2019年中国的大学生规模已达到800多万，加上，留学生群体大体在50万左右，所以，中国应届毕业大学生规模非常庞大。

  然而，缺乏工作能力是这一群体的突出矛盾。中国就业研究所在2010年做过一项调查，大学生就业难原因有很多，排在第一位的因素是就业能力缺乏。麦克思（一家高等教育管理数据与咨询公司）2019年的一项调查（利用美国劳工部技能指标五大类35项指标对本科和高职毕业工作能力和岗位要求能力进行评价）显示，2011年至2018年这七年间，本科应届毕业大学生的基本工作能力满足度（毕业时掌握的能力与岗位要求达到的能力之差）从82%提高到84%，但变化不大。

  结构问题突出表现是就业率高与就业质量低。比如，应届毕业大学生的年均工资收入在增加，然而把其年均工资收入与社会平均工资相比较的话，（大学生年均收入）从2003年到2011年是在持续下降，2012年之后才基本稳定下来。

  根据北大教育学院的一项调查数据发现，应届大学生灵活就业的比重过大。2003年的数据显示，自由职业、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的比重只有4%，到2017年这三项指标加起来大概接近19%。

  首先要肯定的是，这个灵活就业中有好的一面。比如说，（值得鼓励的是）自主创业是有创业成功的。还有一部分人选择自由职业，不一定是因为生活困难，而是有意识去选择（自由职业）。我在广东YY访谈过一个人，大学毕业以后做公务员，然后下海做直播，完全出于自己的兴趣，本人有才艺，希望实现自己价值。但是，要承认，在直播群体里，也的确存在很多人在传统就业市场找工作遇到困难的情况，所以（不得不）灵活就业。

还有一个数据显示，待就业人数比例从2003年的35.7%降到（2017年）9.68%，实际上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许多人进入了灵活就业领域。

  另外，（就业结构性矛盾也体现在）区域的不平衡。目前，中国就业市场景气程度地区之间、人群之间，还有行业之间有明显不同。就地区而言，主要是东部（地区）就业好一些，中西部稍微弱一点，比较差的是东北（地区），东北2019年第四季度的CIER（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都是小于1的。

就业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

  这几年来，中国就业市场的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大。

  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中国的就业市场遇到了三大风暴。第一个风暴是环保风暴。“十三五”强调绿色（产业），所以很多地方政府一刀切关停了一大批环保不达标的企业，这对就业市场产生一些不利影响。

  环保也影响到了猪肉价格，因为很多地方不让农民个人养猪了。我有一次在北京坐出租车，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他是北京郊区的，他养猪从来没挣过钱，但是他那一年挣钱了，因为政府把他们家的猪全部都收购了，他挣了90万，他们村有的人挣了2000万。猪肉为什么涨价？不养猪的话，猪肉供给减少，肯定就会涨价。

  因此，一些环保措施也影响了我们就业。中美贸易摩擦也是风暴之一，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关税提高肯定对就业不利。另外就是社保风暴，机构改革后社保要从人社征收交给税务，企业担心税基变化对此反应非常强烈，有的裁员，有的要关门。

  三大风暴也有机遇。比如说环保行业，过去几年国内外一直强调绿色就业，这显然是发展绿色就业的好机会。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发现，以前中国经济大量依赖外需，虽然现在外需比例降到20%以下，但我们并没有下定决心从外需转内需。实际上，中国这样经济体量如此庞大的国家，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内需。所以，贸易战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要下决心来扩大内需。同样，社保问题也需要我们下决心长期坚持减税降费，我们过去一年间名义减税降费的力度已经很大。

  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冲击是一个新的蛮大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分析显示，（地方）停工停产增多、用工减少、就业人数下降、失业率上升。疫情对第三产业的影响比较大，主要包括传统的酒店、餐饮、旅游业。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农民工因灵活就业比重大，所以受影响明显。还有，体制外的人受影响也蛮大，他们很多都属于小时工，如果没活干就没有收入。

  此外，结构矛盾在疫情期间也有显现。武汉封城、其他城市实行管制，人员无法流动，造成有的活没人干、有的人没活干，所以就出现了新情况——员工分享或员工借调。这是一种新的灵活就业形态。外需影响也在逐步加大，最近国际疫情问题非常突出，国际疫情对国内是有影响的，我们的外贸订单会受到影响。

  疫情对应届毕业大学生就业也有明显影响。在与智联一起开展的一项网上联合调查显示，超半数高校毕业生认为，受疫情影响，今年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其中51%的受访人认为就业非常难、41.2%的受访人认为有难度但是可以接受。

  不确定因素，确实是很大的挑战，特别是疫情方面带来的影响。但是，有挑战也要看到机遇。

  首先，不应人为夸大外部冲击的影响。从机遇来讲，要设法将外需转内需。除了新基建外，国家要更加重视教育、卫生，公共福利方面的投入。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对未来就业质量的提高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应下决心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这个问题已非常迫切。

其次，数字经济发展也带来了机遇。这次疫情发生以后，远程办公一夜之间就发展起来了。其实，远程办公、在家办公并不是新的事物。观察2020年一季度的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CIER），一季度最好的就业行业是互联网教育和培训。

  再次，此次疫情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一些挑战，也带来了一些提升的机会。要看到对政府管理工作有了很大推动。比如，过去失业登记仅限于本地户籍人口，领取失业保险的人员比例很低。登记失业人数900多万，真正能领取登记失业保险金的仅有200多万人。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有资格问题、平台发展等。最近，政府积极推进这项工作，在手机、网络上开展了失业金申领渠道，并且考虑调整口径，从过去依据登记失业过渡到依据调查失业。还有，在疫情期间，网络招聘也做得不错，政府和企业深度开展合作。

就业市场的应对策略

  我们从劳动力供给变化、平台就业变化、结构性矛盾，讲到不确定因素，针对上述变化，讲一下未来如何应对这些变化。

一、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稳就业创造条件。

  就业，本质是一个经济问题。我们不能脱离宏观经济来谈就业，所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保持增长，对就业是非常重要的。“六稳”中的“稳就业”是放在第一位的，虽然它放在第一位，但是后面的五稳对它非常重要，比如说“稳外贸”，“稳投资”等等。这是相互联系的，不能脱离后面的五稳单独讲“稳就业”。

  如何在实际工作中体现稳就业是首位？比如，投资就要将“稳就业”纳入投资项目的评价，无论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首先要评估究竟一个投资项目能够带来多少就业？

稳就业要长期的话，需要更加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我们国家人力资本的状况不能只看广州、上海、北京这些发达城市。中国有大量落后的地区，学前教育、健康投资、医疗卫生设施是非常落后的，这方面应该加大投资。学前教育对人的认知技能非常重要，语言在10岁基本就定型了。

  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需要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穷人边际消费倾向高，富人边际储蓄倾向高。因此，我们要资助低收入群体，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解决内需问题。同时，完善国家收入分配信息系统，搞清楚发给谁是很重要的。

  要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把减税降费长期化，而不能仅仅作为短期应急的事情。此外，还要研究提升劳动参与率的政策，如何实行弹性的退休制度？怎样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

二、对人工智能新技术持积极和谨慎的态度。

  我们要拥抱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移动互联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它对就业市场是一个利好。中国现在劳动供给下降，刚好可以利用新技术革命缓解劳动供给短缺，这是一件好事情。

要注意的是，新技术革命短期内还没有对就业市场构成大的负面冲击，长期来看，对就业市场是一个很大挑战，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人工智能与就业的关系。比如，有的地方政府奖励企业机器代替劳动力，这样人为干预市场的政策并不好。我们应该激励人工智能替代艰苦和危险职业的使用，对就业质量提升和就业市场进步都是好的事情。

  平台型就业灵活而潜力巨大。例如现有的几家大的电商平台、网约车平台等，还有未受到疫情影响、发展迅速的直播平台等，它们对就业贡献很大。但是，我们应该关注这些行业的就业质量，包括法律地位和社会保障问题，并制定相关的就业激励政策。

三、强化信息流动，提升就业市场效率。

  我们看到1月份6.2%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应该说，这其实当中大部分的失业是源于自然失业。一个求职者进入市场找工作，或者一个企业在市场招人的过程中，存在一个相互搜寻的过程，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这被称为摩擦性失业。然而，怎样降低摩擦性失业呢？

  很大程度上，需要发达的市场信息流动，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就业市场信息平台。

  我们可以看到，国外都发布职位空缺数，我们没有职位空缺数的发布。职位空缺数都是由互联网民营企业或者外资企业发布，而政府则没有。我们的职位分类目前也非常滞后，像美国的DOT（职业大辞典）、职业展望，都对未来职位变化进行科学预测，而我们几乎都是空白。

  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某些职位是不是消失了、增加了或者增加多少？这对中国就业市场中的就业指导、对个人自身未来职业选择，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就业的标准也是有局限性的。调查前一周，工作一小时以上就统计为就业。如若这样，中国的就业率是非常高的、失业率则是非常低的。实际上，这也显示了引入工时及工资概念的重要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就业质量指标的内容。

  十八大、十九大都强调要推动实施更高质量的就业。更高质量就业，首先需要搭建有效的就业信息发布平台，加强就业信息的充分和及时流动。包括各高校的入学规模、毕业生规模等。例如，大学新生的学校、学院、专业，不同专业的学生毕业数量等。教育部并没有发布这个数据，然而发布这些数据，对各高校开办专业、大学生选专业、职业选择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困难群体的就业服务，要提供专业化的职业指导，帮助学生从学校到就业的成功转变。个人需要强化工作搜寻，降低薪酬预期，建立正确的职业成功观。

  最近我们与智联联合开展大学生求职经历调查显示，今年45%已获得Offer的应届毕业大学生中，56.0%的人有相关实习经历。这些人求职目标明确，社会实践丰富。而没有得到Offer的55%的是什么人呢？自身定位不准确、未达到招聘要求、简历投递太少等等。这说明了职业指导是很重要的。结合前面讲的内容，可以看到职业指导多么重要。因此，我们再一次呼吁，国务院学位办增设职业指导的专业硕士学位，提升就业。

四、深化教育培训改革、重视软技能培养。

  现在，找工作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找好工作不太容易，找好工作缺什么呢？很大程度上，是就业能力，就是工作的价值创造能力。价值创造能力与高校、人才培养单位有关系。高校是否把人才培养作为首要的工作？即使把人才培养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首要工作，我们人才培养的标准、特别是人才培养的能力标准是什么？说实话，也不清楚！

  过去讲德智体，从小学就开始说，到中学、大学、研究生，一直在说，问题是德智体是抽象的东西，应该具体化。例如，国外大学有八项能力的具体要求，其中有六项是软技能，有两项是硬技能，包括阅读、写作、计算、听说这些基本技能，以及专业知识和技能。人才培养的具体标准我们并未建立起来。

  要推动课堂改革，改变教师和学生的角色。我个人发现，中国的大学课堂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是演员和观众的关系，然而老师跟学生的关系不应该是演员和观众的关系，而应该是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关系。

  应该转变教育理念。知识是要靠学习，而能力不仅仅要靠学习，更重要靠实践。也就是我讲的3P理论，即Practice、Practice and Practice。我们要重视硬技能的训练，同样要重视软技能，这些都非常重要。

  我们研究把软技能分成三层，第一个层是应用层，第二个层是修炼层，第三个层是天赋层。应用层是沟通技能、人际能力、分析能力、组织能力、团队能力和创业能力等，这些是可以进行培训的。修炼层是责任心、成就动机、服务意识、自信力、承受压力能力、全局意识和道德等。修炼层不是短时间通过培训就能够形成的，而是需要长期的学校、社会，特别是家庭对人的影响形成的。天赋层，指天生赋予的能力。天赋层没有好坏之分，但有匹配效果之不同。在服务业逐渐上升为主体，即第三产业为主体的大背景下，软技能显得特别重要。在一项大学生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学生工作中最大的问题是缺少责任心和敬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