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校报第1310期在头版以大幅版面刊登对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教授的专访，以下是访谈全文：
寻突破谋发展创新高
——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教授谈应用经济学学科建设
记者：在上一轮和本轮的一级学科评估中，我校应用经济学都是一路领先，名列首位。作为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之一，您觉得我校应用经济学科目前的整体形势如何？我校应用经济学学科有哪些特色？
曾湘泉：我校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可谓学科历史悠久，其中的国民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和统计学等设立于1950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建立最早的专业，至今已具有50多年的发展历史；区域经济学、国际贸易、劳动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是上世纪80年代开设的国家首批新专业，并于2000年设置了全国第一个非军事类高校国防经济学专业。目前，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开设有教育部学科目录下的所有十个二级学科。
在2001年和2007年的全国高等学校重点学科评审中，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学科在全国排名中稳居榜首，在2007年首次国家重点一级学科评审中被评为一级重点学科。
我个人看来，应用经济学的优势和特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重点阐述：
第一，学科体系健全，地位突出。在我国高校经济学领域，我校是建立最早、培养人才层次最为齐全、培养人才规模最大的教学和科研单位，在全国经济学界享有盛誉。在10个下属二级学科中，我校应用经济学具有7个名列前茅的重点学科，包括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和统计学。
第二，学科队伍齐整，科研和教学成效显著。应用经济学科75%教师拥有博士学位，80%以上教师有出国学习和从事科研的经历，研究方向比较全面，学术交流广泛，在应用经济学领域承担的国家及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等方面具有领先地位。从2005年以来，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00多项，获省部级以上奖励20多项，引进和出版了一系列国家级教科书，培养了数千名应用经济学高级人才；在国内权威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发表论文100余篇，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
第三，理论联系实践，社会影响广泛。以劳动人事学科为例，既紧跟国际研究的发展趋势，又特别注重中国的现实需求，从而以国际化的视角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我们积极加强与政府、实践机构的密切合作，承担和开展了多项基于中国背景和实际需要的研究课题。
记者：近几年，劳动人事学院学术队伍的整体质量得到了稳步提升，在国内首屈一指。请问您对应用经济学科的学术队伍建设有哪些建议，比如如何完成学科梯队的新老交替？怎样吸收和培养高素质的青年教师？这几年引进了哪些重要的研究者？如何培养学科带头人？
曾湘泉：劳动人事学院具有一批在国内知名的老一辈学者，又有一大批成绩突出的中青年专家，他们的学术水准在国内都处于领先地位，研究成果显著，社会声誉也很高。应当说，他们在国家政策的制定中，在重大问题的论证上，都拥有重要的话语权。
当前，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内院校对应用经济学的投入逐渐加大，社会对应用经济学的学术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这无疑对我校应用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出挑战。
总体而言，我校应用经济学的学科队伍规模较大，这是优势，但我们不能仅仅靠规模取胜。优化研究方向，调整团队结构，加强各学科的交流合作，培养更多的高水平学科带头人，特别是引进和培养拔尖人才和高端人才，仍然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目前，应用经济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性提升的速度和能力，对此我们应高度重视。在历史上，应当说我校经济学科的国际性并不落后，甚至是走在国内高校前列的。比如，50年代有大量的前苏联专家来人民大学讲授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老一辈学者出于前苏联当时的国际影响力和我国当时的政策导向，选择向前苏联学习，成果斐然，为人民大学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国内高校中，我校也是最早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特别是80年代我校举办的“中美经济学福特班”培养了大量的经济学家，他们当中很多人如今活跃在国内外经济学界，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近年来，我校也在引进海外学者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例如劳动人事学院从著名的德国劳动研究所引进了赵忠教授等。但就目前而言，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力度仍然不够。坦率地讲，要在研究范式创新、研究方法规范以及研究成果国际性等方面获得突破，国际化人才的引进需要大大加强。
当然，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关注现有人才的培养和提高。我认为继续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很有必要。这几年学校开展的“教师国际培训支持计划”、“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教师学科前沿国际培训”等工作，将我们的青年教师派到北美、欧洲等国家和地区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进修学习，使大家扩宽了学术视野，熟悉了学术研究的前沿理论和方法，可以说是很有成效。应当进一步制定措施，加大激励力度，鼓励年轻一代的学者与国外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开展合作研究，参加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通过与国外学者的合作和交流，最终使我们的研究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记者：多年来，劳动人事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成效显著，您觉得应用经济学科的人才培养应体现哪些特色理念和方法？主要注重人才哪些方面的发展？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方向又是什么？
曾湘泉：人才培养关乎应用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我校应用经济学科的人才培养数量很大，质量总体而言较高，这是受到社会各方面高度肯定的。这可以从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选数量、国内外高水平的学术期刊论文发表、就业和用人单位的评价等方面的综合指标观察到。归结起来，我个人以为，应用经济学的人才培养在以下几个方面应当进一步突出特色。
一要重视理论功底训练，为科学研究打好坚实的理论基础。我校理论经济学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这为我们开展高水平的应用经济学人才培养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支持。实际上，应用经济学的学习如果离开基础经济理论的支持，忽视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犹如一座没有地基的高楼，那是危险的。因此，通过不断强化理论思维训练、厚实理论功底，才能平地起高楼，正所谓“根深才能叶茂。”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经典经济理论对人类进步的贡献，鼓励学生阅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包括加强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说史学习等，使得学生对现代经济学的知识体系有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和历史的理解和把握。
二是理论联系实际。应用经济学，顾名思义，在于应用，也即要结合现实的经济问题来开展经济科学研究、经济学人才培养和现实经济问题的咨询和服务。外界对我校应用经济学所培养的人才评价为一个“实”字，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这一点与应用经济学学科的特点有关，也与我校理论联系实际的光荣传统有关，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发扬光大。关注国民经济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应当是我们应用经济学人才培养始终如一的关注目标。
三是继续加强研究方法论的学习，强化学生研究能力的训练。多年来，我校应用经济学在教育体系和课程设置中，对文献、统计、调查等研究方法给予了较大的关注和投入，对推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此，我们应当继续加强和完善。应用经济学要在国际高水平期刊上发表论文，尤其要重视研究方法论的训练。学生的研究论文设计，诸如研究问题的发现、研究目标和内容的确定、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的选择、已有研究文献总结和提炼、统计数据收集和分析、现代计量方法的选择、规范的研究论文撰写等，都是需要下大气力来做的工作。
四是应当高度关注数据库的建设，为开展高水平的应用经济学研究提供支持。现代应用经济学特别强调实证研究，而实证研究则需要宏观数据，以及微观数据的支持。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健全对教师和学生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为此，我校应该进一步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特别是应当加大对数据库建设的投资。
五是应当加大学生的国际交流力度。学校近几年提出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提升学生的国际交流水平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目前已将许多学生输送到国外的一流大学学习深造，但我们应更加重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加大与国外一流大学之间开展的高水平的博士生联合培养工作。我们的研究生带着中国的问题到国外一流大学研修，向高水平的导师请教、交流、学习，通过吸收学术思想，更新了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提高了研究论文的质量。另外，也应当继续保持和开展博士生国际学术论坛和研讨会等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教育水平是一个学科教育的标志，近几年来，以博士生为主导的论坛和研讨会很受重视。比如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的东亚劳动和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成功聚集了中国、日本、韩国优秀的博士研究生。
他们在研究选题、文献总结、数据分析以及论文构思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彼此分享学术成果，大大推动了博士生教育的进步。
记者：对于应用经济学学科进一步推进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提升该学科科研的国际影响力您有什么建议？
曾湘泉：国际化和现代化是一个学科实现飞跃式发展的必经之路。据我看来，近年来我校应用经济学的国际化和现代化进程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推动。
第一，大力引进在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内各领域的著名专家和学者。我校聘请了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著名经济学家为兼职教授或名誉教授。例如，于2001年创设的“黄达———蒙代尔讲座”迄今已延揽了国际国内59名经济学家加盟，其中不乏斯蒂格利茨、蒙代尔、斯彭斯、麦金农、弗里曼等大师巨擘。
第二，与国际一流大学建立长期的合作交流关系。据我了解，我校已分别与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一系列国际一流大学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并签订了教师互访、学生联合培养或交换留学生等协议。
第三，鼓励教师出国参加国际性会议，加强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以适应教学研究的国际性、现代化发展。学术交流使大家了解到国际上最新动态和学术前沿，发现差距，进而有针对性学习了解国际先进的理论和方法，也展示了我国应用经济学研究成果，检验了我们应用经济学的研究水平。
第四，鼓励合作研究，特别是跨国研究和跨地区研究。在多元化的团队中共同研究，分享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可以迅速缩小研究水平的差距，提升研究能力，同时扩大研究成果的影响。
第五，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研究项目。近年来我们开展了与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一些研究课题交流与合作。这些组织机构研究层次较高，国际影响力很大，通过与这些组织进行合作与交流，借鉴其先进的研究手段和方法， 不仅促进了我们科研能力和科研成果的国际化水平，也扩大了我们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从战略上讲，今后我们不仅要积极承接这些组织的研究课题，而且要积极设法输送优秀的人才到这些国际组织当中工作，通过参与金融、劳动等国际标准的制定，掌握话语权。
第六，对教师在国外发表高水平论文要有激励措施。
记者：应用经济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的学科。只有服务于现实，该学科的价值才能得以更好的彰显。在您看来，应用经济学应如何将理论运用到实践当中，如何将学术与中国的实际需求相融合？
曾湘泉：熊彼特曾经讲过一段话，其意思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应当具备理论、历史和统计三方面好的训练。但实际上，在应用经济学研究领域，还有一点应当强调，即对现实经济生活的感受。没有这一点，很可能发生从概念到概念，从模型到模型的问题。因此，我以为紧跟时代的步伐，关注中国的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切实结合中国国情，是我校应用经济学不断丰富知识体系、提升学术声誉和社会认可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增加经济生活的感受一个重要的途径即要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此外，通过不断加强与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以及国际组织的密切合作，积极承担和开展基于我国现实的研究课题，在现实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是增加经济生活感受的很好的手段和途径。近几年我校学者主持国家发改委、北京市等“十一五”规划项目，为国家“十一五”规划编制工作提供智力支持，主持国家各部委、省市和国内大型企事业单位，以及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等机构的多项研究课题，这既发挥了应用经济学科的实力，也使我们发现了国民经济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增加了我们对现实经济现象的理解和认识，使我们在研究论文的选题以及教学中大大获益。
我发现，在许多现实重大问题中的讨论中，都离不开我校学者的声音。在大众媒体上和校园学术活动中经常都有我校学者发表对社会重大经济问题的见解和看法，这也反映了学校与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密切联系，为学校与政府、企业和社会民众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我们可以高兴地看到，由于强调理论运用于实践，我校应用经济学人才培养和教育质量在不断提升。近年来，本科生和研究生积极参与创新性实验计划等活动，在“创新杯”和“挑战杯”中，多次取得了特等奖、一等奖等骄人的成绩，其原因在于我们的学生能将所学的知识积极地运用到分析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当中。
记者：学科建设是永无止息的，我们都知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纪宝成校长也多次在会上指出，要“居安思危，居危思危”。您觉得在学科发展上，我们还有哪些要进一步提升的薄弱环节，如何来巩固已有的优势，哪些地方需要调整改革？
曾湘泉：我想，“居安思危，居危思危”思想，是针对人民大学所有学科的。但我以为，特别适合应用经济学学科。首先是“居安思危”。这次应用经济学评价为全国第一，且高出第二名北京大学10分（我校88分，北京大学78分），应当说我们的优势是明显的。但正如校领导指出的，国内一些综合性大学，其应用经济学科的发展投入在不断加大，未来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况且，在应用经济学科中，不同二级学科、同一学科的不同方向，发展也不均衡，我们也面临着“居危思危”的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加倍努力，来迎接未来的挑战。
首先，由于应用经济学的自身特点要求其与现实联系、与市场经济直接的活动相联系，因此，我们要建立合理的学术发展机制，来杜绝在学术研究和教育过程中因受到现实诱惑吸引，被短期化的利益所迷惑而背离学术正轨的不良现象。这包括应当坚持追求真理，不为利益集团所左右的立场，也包括坚守将学术追求置于最高目标的崇高使命。
第二，在教学和科研中要加大对研究方法的训练。理论是基础，而研究方法是工具。应当说，受传统的基本理论学习和训练的影响，我校学者的理论功底很好，特别表现在理论的思辩能力很强。但是，现代应用经济学不可忽视的是实证方法的训练，应用经济学不仅强调理论，更重要的是强调能够证明。以理论为主导的传统思辩的研究范式，应当说越来越让位于以数据和事实说话的现代科学的研究手段。在这方面，与国际一流水平的研究对比，应当说我们面临一些差距和不足。因此，应当改革和完善简单强调个体，忽视合作，强调论文数量，忽视质量要求的考核体系，明确对教师的科研水平和教学水平的方向要求。通过注重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提高教师队伍研究能力，为做出更多的符合国际化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三，正如校领导所指出，应用经济学内二级学科之间在发展上也存在不平衡的状况，队伍构成状况和研究成果水平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异。为此，应当采取重点突破的方式，有侧重点、分阶段地采取有针对性支持政策。应用经济学之间也应加强合作和交流，分享学术成果，整合和利用数据资源；各二级学科也应正视与“国际一流”的差距，明确发展的薄弱环节，从整体上和细节上都要明确学科发展的思路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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