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圆桌】

访谈嘉宾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 曾湘泉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 赖德胜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岳昌君

就业市场，机遇和挑战并存

记者：又是一年毕业季，我国大学生就业情况整体如何？与往年相比，有何新情况、新挑战？

曾湘泉：今年应届毕业大学生就业面临较大压力。与前些年相比，应届毕业生首次突破千万人，供给规模大幅增加；通过扩大公益岗位等传统措施增加就业的政策空间已十分有限；新冠肺炎疫情带来较大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解决就业问题上传导不够顺畅。

当然，也要看到积极因素。从供给角度看，过去十年来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超过4000万，就业市场总体压力趋势性下降；数字化和产业转型升级会创造出大量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工作岗位；养老、家政等服务业岗位需求潜力巨大……因此，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看，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

赖德胜：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信息，今年第一季度就业形势总体保持基本稳定。在此背景下，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也总体平稳。党中央坚持把就业摆在“六稳”“六保”首位，各界稳就业保就业的努力一直在进行。

从供给端来看，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创历史新高。疫情增加了学生的实习难度和求职难度，部分毕业生一直无法返校，给就业指导、就业服务工作带来了困难。从需求端来看，一些企业招聘工作推迟或处于停顿状态，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下，招聘动力和能力不足。

岳昌君：从招聘需求来看，仍存在现实挑战：经济下行导致就业需求增长乏力，北上广深等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要城市受疫情影响较大，尤其是上海在“春招”高峰的四月遭到疫情侵袭。新一线城市、省会城市作为毕业生求职的集中地区，也不同程度受到疫情影响。

不过，我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随着一些省市社会面动态清零，逐步复工复产，由此带来的影响会逐渐减少。从全年来看，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的预期目标也将实现。

“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背后的结构性矛盾

记者：就业市场上常有“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现象，这反映的本质问题是什么？

曾湘泉：“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实为结构性矛盾。大学生就业情况伴随经济冷热而波动，这是世界各国劳动力市场的共同规律。但在我国，大学生就业难不仅出现在经济下行阶段，也发生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换句话说，我国大学生就业难多表现为结构性矛盾而非总量不足，本质是供需错配。

从学校来讲，突出问题是培养目标不清晰，人才素质模型缺失，人才培养工作未能伴随市场需求变动而及时调整；从用人单位来讲，很多单位缺乏专业化和职业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人才，科学的用人评价体系未能建立，招聘一味强调学历、学校，甚至性别等；从求职者个人来说，一些人过于追求“稳定而体面”的工作，期望过高或眼高手低，使得解决这一问题更为困难。

岳昌君：该现象背后有一定深层原因：我国长期存在城乡、地区、行业、单位、岗位之间的差异。以市场分割理论划分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来看，高校毕业生理想中的工作岗位大都属于主要劳动力市场，而其就业需求不大。

我国劳动力市场规模全球第一，市场主体1.5亿多户，应届高校毕业生1000多万人，供需双方面对海量信息，甄别和选择难度大，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不高。

据北京大学202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在34项学生能力增值评价指标中，财经素养、创新能力、数字技术、国际视野等市场需求大的指标得分最低，高等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有错位。

对于用人单位而言，招聘培训、社会保险、员工福利等劳动力成本是准固定性质的，有逐年提高趋势，在“聘用更多员工”与“增加现有员工工作时间”之间，用人单位常常选择后者。

赖德胜：这种现象是典型的结构性就业矛盾，一方面，部分劳动者因知识技能不适应现代产业发展的变化，求职就业难度加大；另一方面，一些行业和企业招不到合适的劳动者，普工、技工特别是技术技能人才短缺。可见，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并对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提出了新要求，但并非所有的求职者都能胜任。

具体来说，部分学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质量等与市场需求不够匹配，毕业生出口不畅。用人单位招不到需要的人，比如技能人才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1.5倍以上，高技能人才甚至达到2倍以上。同时，有些单位以文凭、学历取人而不是以实际能力取人，存在人才高消费现象，抬高了录用门槛。从求职者来看，既表现在自身专业、技能等存在短板，又往往因为不够科学的就业预期限制了工作选择范围，从而增加了就业难度。

“两头抢手中间冷”折射就业市场需求变化

记者：时下，不同类型高校、生源结构、专业领域在就业市场上的人才供需情况分别如何？有哪些新特点？从用人单位提供的岗位类别、数量规模来看，又有怎样的变化趋势？

曾湘泉：结合相关调研数据可知，“双一流”院校签约率明显高于普通本科和专科院校。签约率差异与学生整体素质、能力有关，也与专业设置比例有关。

“双一流”院校的理工科学生占比明显高于普通院校；普通院校经管类毕业生占比偏高。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大数据、生物医药、新能源等行业，这些产业正是吸纳理工类人才的沃土，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相关专业就业。而企业对经管类相关职位通常有工作经验要求，导致经管类毕业生签约率较低。我们关于招聘的大数据调研表明，当前市场需求最多的是技工和普工等，而求职人数最多的则是行政、人事和文秘等。

与去年相比，硕士生签约比例大幅下降，大专生则逆势上升。前者与其扩招后供给增多，教培等行业需求收缩以及就业期望过高等因素有关；后者则是因为吸纳大专生较多的商业服务等行业近两年需求增加，大专生择业观趋于务实，愿意就职于民企和小微企业的比例上升。

赖德胜：就业市场上流传着“两头抢手中间冷”的说法，认为博士生、名校毕业生和技工抢手，地方高校、普通高校本科、硕士就业比较困难。一定程度上，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很多博士生都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大公司研发部门为主要去向，这类岗位受疫情影响不是很大，数量比较稳定，大公司的研发部门甚至还会扩大招聘数量，以加大研发力度应对眼下困难。同时，我国作为制造大国，正在积极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国外随着经济逐渐恢复对我国相关产品需求增加，带动了我国出口和相关产业发展，扩大了对技工的需求。但这种现象也不是绝对的。地方高校、普通高校的优质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也可以很抢手，关键在于学生自身素质，以及供需匹配的程度。

岳昌君：最近十年，我国劳动力人口数量及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出现了“双降”趋势。我国缺劳动力，尤其缺高学历青年劳动力。毕业生就业难突出表现在求职阶段，属于摩擦性失业问题。从供给角度看，毕业去向落实概率和就业质量与学校类型、学校属地、学科专业、学历成绩、求职观念和行为等许多因素有关。

基于北京大学202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的计量回归分析，单位就业毕业生和未落实就业毕业生的情况存在一定差异：“双一流”高校、高职高专院校、东部地区高校的毕业生单位就业概率更大。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毕业生越倾向于单位就业：工科生、担任过学生干部、拥有外语类或职业类证书、获得过奖学金、专业与兴趣更吻合的毕业生更倾向于单位就业，学历之间的差异则并不显著。同时，实习经历、求职次数越多的毕业生越倾向于单位就业。

从北京大学自2003年开始的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来看，近年来本科生就业落实率比专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略低，但差距并不大，各种学历毕业生落实率有趋同现象。不同学历收入差异显著，学历越高起薪越多，体现了人力资本价值。

弥合“断点”需校企助力

记者：上述变化，以及人才供需不匹配的症结，对求职者的综合素质、能力结构提出了何种要求？求职者该如何调整适应，学校与企业应当怎样提供支撑与帮助？

曾湘泉：建议政府启动实施“一加一减”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政策。“一加”即在现有100万（对象为失业人员）基础上，再扩大100万（对象为在校生）“见习计划”规模，优先向招工难的用人单位倾斜，并开展科学的培训效果评估。“一减”是指对于培养门槛低、就业率或匹配度差的专业，采取限期整改、合并或停办等措施，压缩招生规模，减少财政资金支持。

高校要实施在校生“知识地图”和“能力清单”培养计划。在人才培养阶段，紧贴新兴产业发展趋势，修订和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改变重概念、轻实践现状，构建包括硬能力和软能力在内的人才培养“知识地图”和“能力清单”。针对目前产业升级、就业结构调整等实际情况，各级政府要加大对高校开展“数字素养”等综合能力培养的支持力度。

岳昌君：从求职者角度看，需要了解就业市场的特点和趋势。目前，非标准就业或灵活就业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现象；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0年未来就业报告》显示，新技术的进步与应用将持续加速，尤其在云计算、大数据、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等领域；解决问题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合作能力、技术使用和发展能力等是未来就业市场最需要的人才素质。

树立劳动力市场层次和差异意识。全国劳动力市场、城市劳动力市场、行业劳动力市场对学历、专业、能力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要及时规划个人职业期望的地区、行业、单位、岗位等，向学校就业指导老师寻求帮助，在校期间有意识结合社会需求培养个人能力。

树立积极、主动、努力、理性的求职理念，尽量按照个人兴趣选择所学专业，并寻找与专业匹配的职业。兴趣、专业、职业三者统一的工作能提高就业满意度。

赖德胜：学校要根据变化的世界，对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等进行动态优化，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以更好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今年教育部开展了全国高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目的之一就是使学校领导更好了解用人单位需求，加强人才培养针对性。

企业也要更多、更好地参与到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中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和技能指导，帮助毕业生更好更快完成从学校到职场的转换。同时，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建立以品德和能力为导向、以岗位需求为目标的人才使用机制，改变人才“高消费”状况。

（本报记者 李晓 邓晖 陈之殷）

（项目团队：本报记者 李晓、邓晖、陈之殷、苏雁、王斯敏 本报通讯员 徐梦玲）

（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