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的新挑战与新对策——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

劳动力供给下降，就业市场情况复杂

记者：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在总量和结构等方面的总体情况如何？

曾湘泉：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我国16至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9.22亿人，之后增量由正转负，总量进入减少阶段。2018年劳动年龄人口为89729万人，2019年劳动年龄人口为89640万人，下降了89万人。随着总量的减少，需要进一步优化和提升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构和素质，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在结构方面，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数量庞大，是劳动力市场的重点群体。在实现就业的过程中，农民工群体存在技能知识水平偏低等问题，高校毕业生群体存在工作能力不足等问题，导致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之间不匹配。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一般会有滞后性，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的现象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

记者：近年来，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不同领域的就业分布有哪些变化？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群体在地域流动方面呈现哪些特点？

曾湘泉：近年来，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带来了直接和间接的就业创造效应，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据统计，2017年、2018年和2019年，“三新”经济带来的总就业规模分别为15148万人、15752万人和16566万人。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大幅上升，制造业从业人员比重有所下降。

在地域流动方面，总体来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五大城市群成为主要人才流入地，东北地区人才流出较多。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开始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流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很多投资开始向二三线城市转移，使得这些城市对劳动力需求比较大。二是这些城市出台很多招才引才的优惠政策，不断降低落户门槛，也促使高校毕业生主动选择去二三线城市就业。

过去农民工跨省流动强，近些年随着中西部的发展，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现象比较明显。因此，农民工的跨省流动比例下降，省内流动增多，从农村往城市转移的规模也在缩小。 

青年劳动参与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带来新挑战

记者：目前青年劳动力的就业状况是怎样的？

曾湘泉：16岁到24岁被称为青年劳动力，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一直在下降。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人力资本投资增加，青年受教育年限延长。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我国在各级教育普及程度方面都达到或者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7年。此外，近年来“慢就业”现象明显。部分青年人毕业后不着急找工作，而是通过游学、旅行等慢慢确定人生方向。另外，也有很多人由于找不到理想工作，就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既要关注青年劳动力，也要关注55岁以上的老年劳动力。从统计数据来看，这一群体的劳动参与率也在下降。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未来要研究怎么提高这一群体的劳动参与率，比如建设专门的招聘平台、加强教育培训等。

记者：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逐渐加深，将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哪些影响？

曾湘泉：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4949万人，占总人口的17.9％。2019年，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5388万人，占总人口的18.1％。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加重了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给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带来挑战。

一般来说，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资源相对缩减，并且可能引发未来劳动力短缺。从劳动适龄人口的内部结构看，随着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劳动力供给资源趋向老化。同时，人口老龄化使社会的老年抚养系数增大，在家庭内部表现为一对夫妇所要赡养的老人人数增加，赡养负担加重。家庭中的老人，特别是因年老、疾病或伤残导致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需要其他家庭成员的特殊护理和照顾，可能会导致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不得不减少原本用于工作的时间。

当然，人口老龄化也给新增劳动力提供了一定的就业空间，派生出许多新的“银发经济”，比如卫生、医疗、休闲、养老、文化服务等产业，从而引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 

记者：未来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因素有哪些？

曾湘泉：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因素较多，比如市场需求、人口政策、技术发展等，其中技术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需要给予重点关注。未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移动互联网为特征的新技术将替代淘汰部分传统岗位，填补劳动者难以胜任或不愿意从事的岗位，催生新产业从而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至于到底用机器还是用人工，应该让市场发挥作用，政府不应过多干预。此外，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因素会影响劳动力市场。中国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世界经济状况、国际关系变化都可能对我国经济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劳动力市场。

记者：为持续做好稳就业工作，接下来该如何应对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曾湘泉：首先，要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才能为稳就业创造条件。

其次，要重视就业能力的培养，提升劳动年龄人口的素质。现在国家非常重视职业技能教育，并且拿出专项资金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取得了一定效果。长期来看，还要建立长效机制，契合市场需求，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高校也要把人才培养作为首要工作，把人才培养的能力标准具体化，既要提升硬技能，也要提升软技能，拉近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的距离。

再其次，正确认识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技术进步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又会产生就业替代效应，总体上就业创造效应大于就业替代效应。当前来看，新技术对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很大挑战，带来短期的“技术性失业”，因此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眼下，依托技术进步发展起来的平台经济吸纳了大量就业，很多劳动者依托平台企业实现了灵活就业，但是我们要关注这些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包括工资收入、休息休假和社会保障等问题，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政策。

最后，要做好老龄人力资源开发。在我国，目前的离退休群体中，高级技术人员占一大部分，低龄老年人力资源也占到一定比例，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这一群体的数量将会越来越多，增速也会越来越快。对于该群体中的老龄人力资源，尤其是身体素质较好的低龄老年人力资源，他们的经验、技能仍有优势，具有较大的利用空间。政府有关部门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市场机制等措施，挖掘老龄人力资源潜力。

（曾湘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刊发于《中国劳动保障报》2020年12月30日第3版 声音·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