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晚，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专聘研究员、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长江学者曾湘泉教授做客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的首期“普惠大讲堂”，以“中国就业市场新变化及对策——保就业、助小微、稳金融”为主题，为近200名观众进行了线上讲座。

CAFI院长贝多广和来自联合国资本开发基金等其他国际机构的专家一同参会与曾湘泉教授在线沟通。

曾湘泉教授的分享从焦点话题“稳就业”开始，提醒大家思考“就业”问题时，除了要关注像疫情这样短期冲击和影响之外，更应深刻理解劳动力供给、技术革命、结构矛盾和不确定因素等变化，并据此研究促进就业的各类政策。他的演讲言简意赅，从厘清与“就业”相关的基本概念入手，勾勒出了劳动力市场分析的基本框架。在全球经济下行，就业压力空前加大的环境下，曾教授的演讲有助于清楚地看待“就业”的热门话题，从而对宏观经济做出理性的判断。

 

我们将曾教授专题讲座的内容摘编如下，后续会陆续再摘编现场的沟通和提问环节的内容。

如何评估就业市场的压力？

要了解一些数据统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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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调查失业率：是一个反映城镇失业人口占劳动力人口比率的国际通用指标。国家统计局按照随机抽样的原则，全国每月在城乡抽取调查样本12万户（住宅），覆盖我国所有地级城市、近1800个县（市、区、旗）。近万名调查员入户调查，使用PAD现场录入数据，网络平台直接报送。城镇住户数据汇总后，形成“城镇调查失业率”。

 

曾教授解读：“很多人看统计局调查失业率，发现近期它并不高，比如今年2月份是6.2%，3月份是5.9%，故认为统计局的调查失业率失真，因为太低，于是就琢磨估算出来一个20%的失业率的结论。其实这是不对的。原因在于人们对调查失业率指标不了解有关（补充阅读《第一财经》专访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5858527917325917&wfr=spider&for=pc）。虽然一季度GDP下降幅度很大，调查失业率上升不多，但对就业影响则并不小。结合统计局后来公布的其它几个数据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一是就业人数规模下降6%，就是说有6%的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初步计算大概是2640万人。二是18.3%的人在职未就业，大概人数是7568万人，两项加在一起有1.02亿的规模影响。4月份调查失业率上升为6%，增加了0.1个百分点，但在职未就业人数从18.3%下降到3.5%，显然总体情况有所改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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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R指数：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与智联招聘联合推出，反映我国就业市场的整体走势及景气程度。该指标采用智联招聘全站大数据分析而得，通过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等级、不同企业类型等供需指标的动态变化，来反映就业市场上职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例变化，进而起到监测中国就业市场景气程度变化的作用。

 

曾教授解读：“对CIER指数，我们用计量模型做了分解，把季节性因素、周期性因素和趋势性因素分解出来。分解方法也是国际通常的做法，比如上美国劳动部的网站会发现，他们发布的就是除季节性因素之外的趋势性+周期性的变化情况。分解分析表明，从2017年4季度CIER指数就开始下降，迄今疫情只是一个外部冲击，其实中国就业市场景气程度已经连续十个季度下降了。这个下降来自于什么？要么是供给增加，要么是需求减少。从目前的分析来看，主要是来自于需求的减少。”

 

曾教授指出，尽管从今年一季度情况看，经济下行，疫情冲击，就业压力上升。但“稳就业”不仅要关注短期冲击，更要深刻理解劳动力供给、技术革命、结构矛盾和不确定因素等长期因素变化，要充分认识中国经济和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深刻变化。

 

哪些因素都会影响就业市场？

共有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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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供给变动

曾湘泉教授首先介绍了存量-流量模型，通过这个模型可以分析就业、失业和非劳动力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动。

 

法定劳动年龄16岁以上的人是处于就业、失业或不在劳动力当中，涉及到的是劳动力面向市场的状态，即劳动参与率的情况，它是衡量劳动力供给的一个重要指标。

劳动力进入市场会处于两种状态：第一种为就业者，英文叫做employed，是被雇佣的人；第二种是失业者，即unemployed，没有被雇佣。至于非劳动力，英文是not in the labor force，也可以翻译为不在劳动力市场的统计当中，或者称之为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这包括：正在上学的，比如在校大学生；到达退休年龄，离开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家庭联合决策，因为丈夫收入高，妻子离开劳动力市场而选择照顾小孩或老人等。

 

（1）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从2012年到2017年连续七年下降，已达2600余万人。

（2）劳动参与率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预测，青年和老年劳动参与率下降。

（3）就业总量下降，这是从1962年以来首次发生的重要现象。

（4）养老保险成为新的挑战，怎么解决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成为问题的焦点。

2

平台技术的发展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大量平台型就业。这类就业与传统的标准就业不同，就业者不是与单一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而是与平台签订业务合同。比如阿里巴巴的电商、滴滴出行的司机、直播平台的主播等。平台就业一方面就业机会确实在增加，但是另一方面也有替代效应，电商平台，包括小微企业把生意搬到了网上，但也由此导致很多实体店关门。所以说，平台就业对小微企业有利有弊，目前讲的比较多的是平台创造了多少岗位这些好的方面，至于摧毁了多少岗位研究还是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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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矛盾的持续

（1）结构性矛盾的变化是中国就业三大问题中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三大问题是：总量、结构和质量。过去几年，从十八大开始，中央在讲就业的时候强调的是就业质量，现在看短期就业总量也有一些问题，实际上最突出的还是结构性问题。比如农民工，约有2.8-2.9亿人，数量庞大。但是他们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职业化程度都不高。初中大概占到72%，高中占17%，大专及以上占10.3%。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的数据，农民工中接受过农业或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仅占32.9%，接受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0.6%，存在严重的数量短缺和结构性矛盾。

（2）大学生毕业规模大与工作能力缺乏矛盾很突出。

（3）就业率高与就业质量低。看数据似乎大学生失业率低，就业率很高，但就业质量的情况则是比较突出。社会收入在提高，大学生收入也在提高，但是大学生占社会平均工资的比重一段时间在下降。另外，灵活就业比重上升过大，2003年时灵活就业只有百分之4点多，现在占的比重远远超过这个数，实际上有很多就业困难的大学生进入了灵活就业。

（4）区域之间不平衡。东北地区的就业状况明显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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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因素

（1）过去几年不确定因素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或者称之为“三大风暴”。

一是环保风暴，“十三五”讲五大理念，其中一个是“绿色”，很多环保不达标的企业被关掉，用人的需求减少；二是贸易战风暴，这几年影响了出口，包括疫情也会对出口型的企业有较大影响；第三是社保风暴，这两年机构改革，社保的征缴从人社部门转到税务部门，因为涉及到基数变化，引起了部分企业缩减招聘需求、甚至裁员和关门的激烈反应。

（2）新冠肺炎的影响。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不确定性有挑战，但也有机遇。一方面是外需转内需，要下决心做这件事情。另外是数字经济的发展，远程办公、互联网、教育培训等变化对小微企业都是很好的机会。同时，政府治理能力也在不断提高。

（3）   从就业市场的应对策略来看有几点：

第一是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为“稳就业”创造条件。就业本质上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怎样解决如何发展，从投资、消费、外贸、政府支出，总需求扩张的角度去寻找突破。

第二，政府制定的金融和投资政策要引入就业效果评估。今年情况看，就业总量压力还是蛮大的。除了增加投资，拉动就业外，迫切的问题是怎样去增加消费？要看到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为了增加消费可以用一些“发钱”的方法，但发钱发给谁？现在看来，困难人群的收入信息系统建立很迫切，也很重要。

第三，要借鉴国际经验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美国的小企业局有很多政策，国内也有人也做过介绍，工行有两位研究人员写过一篇文章《美国小企业管理局支持小企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曾谈到四点：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支持，为小企业更多订单提供支持，为小企业扩大出口提供支持，为小企业发展提供培训与指导，这些内容中国都可以借鉴。

 

关于帮扶中小企业

强调信用体系建设

中国的小微企业发展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是解决就业的主要力量，对内需来讲也很重要。但小微企业发展的基础薄弱，需要扶持，按照紧迫顺序依次去解决市场问题、人才问题、资金问题。小微企业近年来受到环保风暴、社保风暴和疫情的影响都非常大，要救经济就要救小微企业。政策支持应该从金融、市场、人才、税费减免和信用体系建设等几个方面来考虑。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我认为首先要了解清楚小微企业的处境和实际情况。据我所知，目前并没有一个很好了解小微企业现状的渠道，也没有权威的调查，比如小企业的经营状况如何，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什么。比如人才信息、收入状况、资本状况、信用状况、管理状况等。特别要说一下信用状况，其实在美国为什么支持小微企业的问题不大，就是他们的信用体系、信用评价制度较为成熟，完善的信用体系为各类政策支持提供了保障，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还应提供管理咨询支持，帮助企业成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