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智库：GDP下降13个百分点具体对就业带来哪些影响？我国3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回落至5.9％，有分析表示失业率远远超乎想象有20%，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真实的失业情况？
曾湘泉：依据统计局公布的3月份相关数据，疫情对就业影响，初步计算涉及人口约有1亿多。其中包括，失业率下降增加的400万人、2600多万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以及7500多万处于休假未上班的人。
我们中国就业研究所基于智联网络招聘平台大数据发布的CIER指数，3月份同比下降32%，也验证了这一结论。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劳动力调查数据是以常住人口为口径的，包括在城镇的2.9亿农民工，我们所谈的疫情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已经包含了对农民工的影响。
所谓失业率20%的说法，是缺乏专业分析依据的。实际情况是失业率并没有上涨多少，大体是一个百分点，约400万人，但这并不能完全反映疫情对我国就业市场冲击和影响。
统计局的调查失业率是按照国际标准建立的，劳动力调查也是按照国际通行的方法开展的。社会对该数据的质疑，一方面是因为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学界没有受到重视，人们对劳动力调查制度不了解，从而导致经济学界，特别是金融领域的专家对就业、失业等定义的不了解，以及数量规模的不正确估计。
国际上对失业定义有一套严格的标准，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没有工作；二是如果提供工作，愿意并且有能力工作；三是在调查周的前4周内积极寻找过工作。
GDP下滑13个百分点，就业受影响较大，其中包括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即没有工作意愿，或者有工作意愿但还未找工作的人。按照6%的幅度测算，大概有2600多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
还有18.3%的人处于休假未上班，大概涉及7500多万人，这些人都是单位就业的人，他们仍然领工资，但他们的工时、工资、社保等都受到影响了。
要说明的是，国际上对就业者的定义是指在调查周内，至少有一个小时的付酬工作。同时，如果一个人有工作但因为休假、疾病、天气或罢工等原因而暂时离开的也被认为是就业者。
所以疫情中休假的还属于就业者，即使是无薪休假的人也不符合失业定义。一旦经济恢复，就可以继续上班。
就业或失业测量的是劳动力面向市场的状态，也即劳动力资源利用的状态，而不是人们的生活水平。甚至就是无收入和负收入都可能处于就业状态，比如做生意的人可能是赔本的，收入为负，但是他们也是就业的。
所以就业是为了取得收入和报酬，但并不是一定能取得收入和报酬。
这也反映调查失业率指标局限性，因此我认为，国家统计局未来应公开劳动力调查数据，让社会充分了解就业率、失业率、劳动参与率，以及工资、工时等一系列统计数据变动情况，结合就业市场大数据等，对我国就业市场的走向和态势做出科学、全面和准确的判断。
搜狐智库：如何看待当前的就业结构变化？
曾湘泉：就业结构源于经济结构的变化。我国经济结构正在经历工业化和服务业化的历史转变，经济结构转变，不仅导致农业劳动力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也开始下降，而服务业就业比重则在不断上升。
根据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在城镇4.4亿的就业人口中，从农村转移过来的，即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已达2.9亿。
理论上看，人们收入增加会更多地用于消费，食品支出下降，休闲娱乐旅游等方面支出增加。消费结构的变化必然带动产业结构变化，进而带动就业结构的变化。
近年来，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比重逐渐上升，服务业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酒店、餐饮、旅游等传统服务业；另一部分是现代服务业，所谓信息密集服务业和知识密集的服务业等，其主要与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移动互联这几方面的新经济发展特征有关。
近两年新经济发展特别快，提供信息服务的组织越来越多，包括阿里、腾讯、百度等平台，还包括咨询、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知识密集性服务。
这些业务的发展推动了就业结构改变。过去就业是一个人和一个企业签合同，单个企业面对市场。而平台型就业是劳动者跟平台建立业务联系，通过平台面对市场，这大大增加了就业规模，也带来的就业的灵活性和自主性。
比如，阿里巴巴大概11万员工，间接创造了超过千万的就业机会。
近几年发展很快的数字文化平台，其带动的数字经济就业也值得关注，以疫情中爆发式增长的直播为例：一是大量的主播岗位被创造，包括游戏主播、泛娱乐主播、电商主播等；二是平台自身需要相关的资源支持，比如产品开发、内容审核、行政等。三是平台派生出游戏版权等相关事物，以及上下游的关联配件生产商、云服务厂商；四是平台衍生出展示公司、广告公司、内容审核外包公司等。
另外，不仅仅是直播，阅文集团等数字文化平台也是如此，其员工仅1300人，但是平台作家高达800多万。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有关数据显示，整个新经济行业目前创造了5500万的就业，依据我国的研究和分析，实际情况比这一数据还要高。
搜狐智库：伴随着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某种程度上制造业的下降速度是否太快？
曾湘泉：应当说这是一种发展趋势。尽管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但随着工业自动化程度提高，特别是工业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制造业的就业比重必然下降，从我们CIER指数，即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观察，传统制造业近年来持续走低，反映了经济结构变化的客观趋势，并不支持制造业下降太快的结论。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都是有经济规律的，首先是农业发展、后来到制造业，随后是服务业。随着收入提高，较之工业制造品，人们对休闲、健身和娱乐等服务需求的收入弹性在不断提高。
制造业的发展和国内消费与出口外贸密切相关。其中制造业的国内需求有限，包括汽车在内的各类机电产品，我们的制造能力和规模很大，面向国际市场出口，但我国的服务贸易则表现出逆差。
另外，制造业与劳动力成本、资本和技术等因素密切相关，短期企业可通过工时、人员等进行调整，长期则会引起投资变动。比如，伴随着国内人工成本的上升，投资者逐渐会转向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地方。超长期看，技术进步，比如人工智能的发展，无人工厂、无人车间引进等，都可能带来 就业岗位的减少。
未来制造业将进一步往物联网方向发展，这非但不会增加多少就业，还可能减少就业。虽然某种程度上，生产性的服务业都是从制造业逐渐转移出来的，但从全球来讲，这是大趋势，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比重都在不断降低，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制造业必然减少对用工的需求。
搜狐智库：针对大学生就业、农民工就业应该分别采取什么措施？
曾湘泉：我国每万人大学生的比重比较低，以互联网上网人员构成来看，本科毕业生大约10%，大专毕业生大约10%。80%的网民还是高中、初中毕业生。因此，尽管目前大学生就业有总需求问题，但主要还是结构问题。
很多大学办学思路、指导方针，包括教学内容、方法等跟不上社会的变化，这导致大学生能力不足，个人硬技能和软技能与职位不匹配矛盾突出，这也使得相当多的大学生就业困难，即便是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农民工就业也有就业能力提升问题。如何强化农民工群体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提高培训效果，由此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从发展趋势看，需要为这些低收入者群体提供一个新型的多方参与的公共就业培训机制平台，由此来将政府支持、企业需求、个人参与以及外部培训机构和相关专家不同角色链接在一起，这不仅会推动农民工就业规模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将会通过提高培训效果，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