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讲的题目是《就业市场的新变化及应对策略》。首先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改革开放40年以来就业市场的变化。

人力资源市场的概念由来

40年前，中国没有就业市场这个概念，也没有劳动力市场的概念，最初是叫劳务市场，后来出现了人才市场、人力资源市场的概念。中国就业市场与中国经济体制在过去的40年中的改革和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比如人大劳动人事学院是1983年成立的，学院名称就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当时劳动部和人事部合并，劳动人事部和人大联合办学院，所以就叫劳动人事学院。40年前，中国的产品实行统购包销，劳动力实行统包统配。大学生统一招生，统一分配工作，相应的就是户籍管理、商品粮、计划招工三位一体的城乡隔离制度。1992年, 邓小平南巡讲话时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这一点。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历史上，大学生开始第一次有了双向选择，大学生可以自己选择单位，用人单位可以自主在学校选择学生，也即在中国有了就业市场。

人力资源市场概念的提出是后来的事情。以前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下属的市场称之为劳务市场，而国家人事部下属的市场称之为人才市场，二部合并之后，相当长时间内两个名称一直并存。到了2007年国务院法制局起草《就业促进法》，当时征求我和蔡昉对《就业促进法》的意见和建议，在讨论两个市场如何统一名称时，我提出统称为人力资源市场。大家可以看到，2007年8月发布、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就业促进法》第三十二条的表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培育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为劳动者就业提供服务”，这是我国劳动法律文件首次提出的对人力资源市场概念的表述。实际上，在国际上，理论界一般将此称之为“劳动力市场”（labor market），现实中称之为“就业市场”（job market）。由此可见，这些概念的变化和演变，充分反映了我国就业市场的特点，以及其背景的深刻变化。

中国的就业情况总体而言比较稳定

从40年的变化来讲，中国的就业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说40前，就算是30年前、20年前，就业市场主要的矛盾是要解决庞大的、源源不断的、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化问题。工业化主要不是解决城市就业问题，而主要是解决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问题。即便到今天，经过这么多年，这个过程也不能说已经完全结束了，尽管如此，还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40年过去，我们的就业工作在全世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世界上有两个关于各国竞争力的权威排名，一个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第二个是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在瑞士洛桑管理学院排行榜上，我国的平均排名是18位，而国内经济、劳动力市场、就业则排在全球第一位。很多人其实并不太了解这一点，这说明我们的就业工作做得很不错。

这些年来，我国的就业政策实施、就业形势总的来讲是比较稳定的，很多指标都可以体现这一点。不管是从登记失业率、调查失业率这些国家发布的指标数据，还是我国中国就业研究所，基于智联网络招聘大数据发布的CIER指数（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来看，就业情况都是比较稳定的。最近舆论环境掀起了对裁员的讨论，其实部分企业的裁员并不表示宏观就业形势不好，我们不能用感觉去判断，而要用宏观的数据来说话。

改革开放40年，

中国的就业市场发生了四个变化

改革开放经过了40年，中国的就业市场确实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是40年前难以想象的。对这些变化，我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老龄化对就业市场开始产生深远影响

从2012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当年下降了345万人。去年，即2017年则下降了600万。也就是说，从2012年到现在，如果加上今年的数字，劳动年龄人口累积估计要下降接近3000万。

我们利用统计局数据进行预测分析，2018年12月31日，我国就业总量将首次产生下降，大概会从77600万降到77500万之间。就业总量的下降是一个标志性的信号，因为它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包括现在经济的增长速度。

人口老龄化会间接引发很多与就业相关的问题。首先会影响劳动参与率的变化。按照国际劳动组织的定义，劳动参与分为三个年龄段，其中最重要的年龄段是22岁到55岁的黄金年龄段。这个年龄段是比较稳定的阶段，按照我们的计算平均是85%左右。而劳动参与率主要反映在另外两个年龄段产生的变化。一是16到24岁的青年劳动力，随着时代发展，青年劳动力劳动参与率肯定是下降，因为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另外一个是，55岁以上的老年劳动力参与率变化，分析和预测表明，这个年龄段的参与率正在急剧下降。我们的研究发现，十年前，老年劳动力的参与率是上升的，而十年后则不断下降。影响老年劳动力劳动参与率最重要的因素是养老金的水平。过去十年，我国每年养老金水平都在稳步增长。有人开玩笑说，世界上最幸福的老人在哪里？就在中国，中国的广场舞大妈是发自内心的快乐。但以前不是这样，我过去做院长时接到过很多群众来信，15年前，当时在陕西汉中一带有一批三线建设的工程师，他们是哈工大、西工大毕业的高工，50多个人曾联名写信给我，反映他们养老金水平偏低，无法保持生活的问题。90年代末至20世纪初，我国的养老金确实很低，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因为养老金水平低，所以大部分的老年人都要到市场上再就业，所以参与率就比较高。近些年，我国老年人社会福利和养老保障得到很大提升，每年年老金增长10%，老年人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甚至出现倒挂的现象，即在职工作拿2000元，退休后拿5000元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老年劳动参与率必然下降，而在老龄化加剧的大背景下，如何提高劳动参与率，进而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就成了问题。

我国社保的问题，现阶段主要体现为名义费率太高。社保名义费率，世行说法叫劳动契税，包括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等，达到工资总额的45%，有的可能已经超过50%。包括我们在内的很多研究表明，我国的社保名义费率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至少是前三位，甚至是最高的。

当然这个原因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时的大背景有关。1997年7月，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中国的正式建立。而1998年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以前参加工作的个人账户实际上是空账，在这个背景下，缴费率就定的较高。

另外一个原因，是老龄化产生的。比如说，家里有4个人，40年前可能是家里有3个人工作，一个人养老。现在可能是4个人中间，3个人养老、一个人工作。谁养这3个人？所以，增资的问题很突出，全国统筹、省级统筹，甚至有的市都没有统筹，社保经费来源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今年机构改革决定把人社征缴的功能移到税务，谁也没有想到，很多企业就因此紧张了起来，因为很多企业担心税务征缴社保后实际费用提高。以前社保名义费率很高，比如说企业是20%，个人是8%，合计是28%，但实际只收了14%，也就是说只收了一半。现在如果要按照实际征缴，不考虑历史欠费追缴，很多企业都会感到吃不消。所以机构改革方案一出来，有企业就进行相关调整了，比如裁员，以及改变用工方式等。所以，社保这件事情对就业的影响，会成为当前和今后的一个大问题。

2．新技术革命对就业不确定性的影响

这个问题，各方面讨论非常多，包括国际和国内。2015年，我应邀参加法国经济学家俱乐部年会，这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会议，邀请发言的嘉宾就200多人，参与者有3000多人。主要讨论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劳动世界的影响。从经济理论分析来讲，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就业的影响有两种效应：第一种效应是规模效应，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生产力的提高，会提高人的收入，会带来需求曲线的右移，市场规模会扩大。同时，技术革命会带来替代效应，由于机器的出现，很多工作就不需要人了。一个月前，我上新生研讨课，打算带学生去海底捞用餐，了解海底捞的人力资源管理，给海底捞打电话订餐，接听的是机器人。现在，对于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研究越来越多，但新技术对就业市场带来的影响究竟是什么？结论还不清楚。有极端的悲观论，认为谁拥有了机器人谁将拥有世界；也有乐观者认为，这件事没有什么了不起，机器人仍然需要生产、搬运、维修，同样需要很多人。

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就业市场的极化问题。有一部分职业会增加，比如说美国前几年最热门的专业是BA（business analysis），即商业分析。现在最热门的职业不是BA而是人工智能。一方面，高精尖产业人才需求会极速增加，另外一方面，基础的维修、搬运工作需求，也就是为机器人服务的“农民工”需求也会增加。问题是，中间的大多数那部分就要减少，甚至消失。在座的HR，也属于这个区间。所以大家都很有危机感。

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就业极化，而是收入极化问题。今年我们在广东开劳动科学教育年会，有一个来自企业的学生出了一个题目，让我们研究研究企业内部薪酬问题。比如有企业发年终奖，多的发十个月，十几个月，还有的发到一百个月的年终奖。据说王者荣耀的员工拿了一个亿奖金。现在的薪酬状况是我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教科书里的领先型、匹配型、落后型等等，都已经适用不了当前情况。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不只是中国问题，也是全球问题。美国、欧洲、传统的低收入国家，这个问题都很突出。

3．结构矛盾持续存在对就业产生的影响

过去40年中，就业的主要问题都是总量问题。1990年《经济研究》出了一个专集，讨论90年代的发展战略，邀请赵履宽老师和我写一篇有关90年代就业战略的文章，我们的主要观点就是如何通过招商引资，扩大劳动需求的问题。但大家看到，如今我们面临主要矛盾正在转化，结构问题超过了总量问题。大家都在说裁员、就业困难，但另一方面，很多地方却招不到人。比如说蓝领，现在很难招人。地方政府过去40年当中，要做的如何解决当地的就业，即把当地富裕劳动力怎么安排出去，现在想的是要从哪儿找到人。从就业市场景气指数看，技术操作工的供需比是24，24个岗位只有一个人。另外，区域的不平衡也很明显，珠三角、长三角方兴未艾，但是东北的就业困难的情况则一直未有改观。

结构问题当中，青年就业问题是一个重点。特别是大学生就业。分年龄段来看，青年失业率要高出平均失业率的两倍多。青年失业率高在各国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在中国这个问题伴随着高校盲目扩招，问题则尤为突出。目前留学海外的毕业生规模也在迅速增大，就业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比如，留学生，每年回国总量已达到40万左右，海归变“海待”的现象时有发生。在美国好的学校读本科，4年下来要一两百万，而回国到就业市场找工作，月薪三五千块钱，大都认为不划算，于是很多人就选择慢就业，甚至不就业。青年就业问题已成为各方面关注的重点。

4．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中国宏观经济的变化也是我们40年前不能想象的。我们以大量产品出口换取外汇，与美国等世界各国的消费市场发生了深层次的连接，但是，由于对美长期贸易顺差，外贸不平衡导致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

中美贸易摩擦（美国提高关税）对就业实际影响，各方面研究的表明，并不是很大。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中国出口的产品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的出口已经从鞋帽、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转向机电产品等，这些产品的人工成本比重并不很高。另外今年人民币贬值也抵消了一部分影响。尽管实际影响不大，但是对人们的心理影响则非常大。我们针对珠三角和江苏地区的企业做过一些访谈，发现大家对未来都很忧虑。资本市场的状况也反映了这一点。股市市盈率并不很高，经济实际状况也并没有那么差，则天天看跌。在很大程度其实是受到人们心理作用的影响。美国的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席勒写过一本书叫《动物精神》，讲述了人的自然本能和情绪影响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就业问题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这种观点。

宏观经济大势下，

中国就业市场的应对策略

改革开放40年，就业市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的政策重点需要调整，不是一个简单的提一句实施“就业优先”或者“积极的就业政策”就能解决的。面对宏观经济形势，中国就业市场需要怎样的应对策略？我认为有四点。

“稳就业”是在七个“稳”的首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三强调稳就业。所谓“稳就业”，首先就是要稳企业。企业需要的，首先是大幅度降低包括社保名义费率在内的各种税收和费率，社保名义费率28%，实际14%。国家也提出明年要降低社保名义费率。当然解决这个问题还面临很多压力，牵扯到社保收入和支出的总体平衡问题。 

对政府而言，要出台有利于提升劳动参与率的激励政策。现在的参与率，短期看没有问题，但是长期来看，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问题会进一步暴露。最终就业问题看的是质量。我们现在的就业定义用的是国际劳动组织的概念，参考期（调查周前一周内）一个小时工作即为就业，我认为用这个标准测量中国就业状况没有多大意义。按照这个标准，包括中国内的发展中国家，就业率很高，失业率很低。但问题是就业质量不高。要提高质量，就要推动经济增长，就是要提高工资。如果经济不能持续增长，人们的收入也无法提高！ 

所以，劳动参与的问题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一方面我们要考虑社保的问题，社保如果降了费以后怎么办呢？可以考虑启动延长退休。企业的员工可能不同意，对延长退休有看法。但是，要是降低费率，不增加劳动供给怎么解决问题呢？当然，要制定各项激励政策，鼓励老年劳动力提高劳动参与率。比如，海南出台了百万人才计划，包括银发工程等。另外，也要研究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政策。随着二胎政策出台，女性就业参与率还会下降，因为我们的公共服务设施，比如公立幼儿园等，支持不够，这方面的问题要研究解决。  

新技术革命，对我们目前的阶段来讲是积极的推动力，因为劳动力供给短缺，机器换人可以缓解这个问题。30年前，日本人给我们送自动售货机，我们不要；2008年，日本人给我们奥运会送自动售货机，我们还不要。现在，我们的自动售货机开始出现，并不断增长。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自然使得机器开始取代人工。目前，AI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缓解劳动力供给短缺是一个好消息。但是，政府应该重点激励AI对危险性工作、艰苦性工作和条件比较差的工作的替代。 

政府不应该做的，是干预企业和市场正常选择。有些地方政府，拿出钱鼓励企业以机器换人。机器换人，是市场行为。如果企业觉得划算就换，觉得不划算就不用换。而政府对市场的这种干预是不恰当的。政府应该鼓励什么？应当有明确的激励政策，但不应直接干预。这些都是一些人工智能专家的观点，我认为都是很有价值的。 

第三，强化中介服务，提升工作匹配效率。

我们就业市场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缺人”的问题。比如，工作搜寻期过长，工作搜寻期成本高等，都与我们的就业中介服务有关系。我们就业市场大楼建得很好，但解决中介作用的重点则不在此，而在于高水平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职业指导。在目前就业市场上，中学生没有职业指导，家长和学生都不知道专业和职业的关系，不知道应当读什么专业？这个专业和未来的职业是什么关系？高校有职业指导，但专业化、职业化的程度太低，做职业指导人的都是兼职的，很多学校只是设置这么一个岗位而已。这导致职业指导效果大打折扣。为什么在就业市场上，会看到几乎所有的人都很茫然，这其实与职业指导不够，职业生涯管理缺失有关。从就业市场的信用体系和基础平台来讲，我们的职业化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至少差50年。以美国为例，未来十年哪些职业会诞生，哪些职业会增加，哪些职业会消亡，都有一系列的预测和分析，且十分具体详实。

在这方面我们中国几乎还是空白。中国的大学有职业指导课，其实首先应该在高中设置这门课，至少要有专业的职业指导老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升工作匹配的效率，提升就业的质量。

要落实教育型大学办学目标，把人才培养作为首要工作。中国的大学目标都搞错了，都要办研究型大学。办研究型大学除了要有自由的学术氛围，最重要的是要有充足的资金。哈佛大学捐赠基金规模今年达到创纪录的392亿美元，有了这样的财力基础，办研究型大学，拿出钱来让有研究能力的人、有研究意愿的人做研究，为人类的知识体系做贡献没有问题。说实话，我们的北大清华都不可能。大部分的学校主要目标应该是培养解决问题的实用人才。 

为此，要建立明确的人才素质模型。我们大学提的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目标，太宏观和太宽泛，与中学和小学没什么区别。各类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需要构建更科学和更具体的素质模型。比如，国外的大学就提出了8项能力的素质模型，其中6项都是软技能。 

要推动课堂改革，重视实践性人才师资队伍建设。除了理论型和研究型学科，大量的应用型学科人才培养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是动手能力的缺乏。这与应用型学科师资的缺乏有关。除了理论型较强的学科师资要求有博士学位外，大量的应用型学科要大力引进高水平的实践型应用人才。由此才可能推动课堂改革，增强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最后要说的是，应该引进用人单位，特别是企业对高校专业的评估。专业评估很重要，可以大幅度提升我们的办学质量，但是最重要的是，要由来自专业人士的专业评估。比如评估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直接请在座的一些优秀的HR人士来评估就很好。 

时间关系我就分享到此，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