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年间，我国就业完成了从阶段性低点到各项指标全线飘红的“逆转”，走出了去产能所带来岗位需求下降的阴影。就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亮点。

中国就业研究所发布的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受企业用工需求增加，以及求职申请人数下降的影响，本季度CIER指数上升至2.26，表明就业形势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最大变化是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五年减少，累计减少总量达到1796万，劳动力供给的减少是我国近年来就业景气指数持续上升的重要原因。

曾湘泉认为，近年来劳动力市场的岗位数一直都多于求职者的数量，劳动者面临的最大问题不再是没有工作可做，而是就业质量不高。虽然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更高质量就业，但由于我国缺乏对工资、工时、社保等测量就业质量的指标，劳动者就业质量的状况难以反映在官方统计之中。

就业形势的“逆转”

第一财经：2016年第一季度，CIER（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回落到近年来的新低，当时政府和业界都担忧爆发局部性的失业风险，实际情况是，在过去的一年内，就业形势实现了从阶段性低谷到全面向好的转变，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逆转的发生？

曾湘泉：从2015年初开始，受到宏观经济走弱的影响，CIER指数持续下跌，2016年第一季度降至1.71，同比降幅明显。去产能导致的传统制造业用工需求下降是就业景气指数下跌的主要原因，该季度智联招聘全站在线需求同比只增加了4%，官方数据也不太好，调查失业率出现上升，那是就业局势最令人担忧的一段时期。

从2016年第二季度开始，CIER指数出现企稳回升的态势。2017年第二季度，受企业用工需求增加以及求职申请人数下降的影响，CIER指数上升至2.26，智联招聘全站在线招聘需求同比增长了36%，就业形势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

就业反弹的根本原因是宏观经济好转。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人民币汇率下降刺激了外贸的出口。外贸对中国经济影响很大，外贸企业大多数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如果贸易（特别是中美贸易）出现问题，将直接影响到这些企业的用工情况。

另一个原因是去产能中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失业，企业承担了安置职工的主要责任，没有将失业风险推向社会，而且经济回暖之后煤炭钢铁价格上涨，今年企业安置职工的压力没有去年那么大。此外，蓬勃发展的新经济新业态的就业弹性比较高，服务业、电商、物流、共享经济对就业拉动效果非常明显。

第一财经：虽然2015年到2016年间就业景气指数出现过阶段性回落，但从整体变动趋势来看，十八大这5年来，就业景气指数总体呈现上升的态势，您认为这5年就业总体向好的原因有哪些？

曾湘泉：首先必须归功于经济增长，虽然我国经济从两位数增长下降为6.5～7%的增长率，但这也是一个中高速的增长。在经济增长中还同时在进行结构调整，新行业新行业发展壮大，对拉动就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双创”和商事制度改革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不容小觑。大量小微企业的诞生使单位就业规模有了大幅的提高。与80年代政府国企人员停薪留职创业不同，这次创业的主体是大学生和农民工返乡创业，政府在注册开办企业上的各种便利措施，从根本上改善了我国的创业环境。

劳动力供给曲线出现“向后弯曲”

第一财经：从2012年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了净减少，人口供给状况的变动对于我国的就业带来了什么影响？

曾湘泉：从2012年起这5年来，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总数近1800万，这种劳动供给下降的趋势还在持续。CIER指数会受到季节性影响，也会受到经济周期性变化的影响，但我们最看重的是趋势性的分析，最近这些年CIER指数一直在上升的最根本原因是劳动供给在减少。

劳动供给的减少一方面是因为农民剩余劳动转移已经基本到头了，另一方面是因为青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年限的增加。劳动力供给减少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经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上，企业最直观的感觉是招工难已经成为很普遍的现象。

第一财经：除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还有什么原因导致劳动供给下降？

曾湘泉：近年来由于劳动者工资上升等原因，我国劳动供给曲线出现了经济学上所称的“向后弯曲”的迹象。

“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是指劳动供给量随着工资上升先增加后逐渐减少的特征。这源于工资增加的“收入效应”，即随着工资增加，劳动者对闲暇的需求增多，从而导致劳动供给减少。

社会保障水平和劳动供给也是一对矛盾，如果失业保险和最低保障水平比较高，失业者心目中的“保留工资”就会上升，工作搜寻意愿就会下降。近年来欧洲积极就业政策核心是从“福利”到“工作”，采取各种政策鼓励更多人参与劳动力市场中，试图降低失业率就是这个原因。

受“收入效应”和“保留工资”的影响，大学生中出现了“慢就业”或是“不就业”，一些求职者投递简历的数量在减少。与1998年下岗人员不同，这次去产能国企中的一些新4050人员由于有比较好的退养政策，他们对工作的期望和要求也随之提高，导致这些人工作搜寻强度减弱，重新找工作的意愿不强。

我们还发现一个现象，如今55岁以上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也比过去有了大幅下降，其原因是过去十多年连续上调养老金，使这个年龄段的劳动者“保留工资”明显上升，工作意愿迅速下降，这进一步降低了劳动供给。种种这些都说明我国的劳动供给出现了“向后弯曲”现象。如何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供给，应该是下一步我国积极就业政策应该正视的问题。

完善就业失业统计制度

第一财经：从今年第二季度的中国就业景气指数报告来看，出现了大型企业招工需求增加，小微企业用人需求和薪资都下降的情况，这反映出当前我国经济正在什么变化？

曾湘泉：2017年第二季度，大型企业的CIER指数为2.46。在国家政策号召背景下，多家国有企业对产能过剩领域进行改革创新，在完成并购市场化重组后，效益得到稳步提升，吸纳人才的力度也随之增强。根据智联招聘数据显示，大型企业二季度用工需求同比增长42%，前景乐观。

第二季度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是微型企业CIER指数出现了负增长，微型企业用工需求仅增加29%。原因是微型企业多处于“初创阶段”，在当下成本高企、资本荒等问题的困扰下，小微企业扩张乏力。小微企业用工需求下降反映出创业带动的就业是不稳定的，特别是大企业经营状况好转之后，求职者还是愿意去大企业工作，这也加剧了小企业招工难。

第一财经：今年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795万的新高，但在线招聘公司的调查却反应出大学生投递简历的数量在减少，被动就业的情况增加，“慢就业”也成为一些学生的选择，应该如何看到这种情况？

曾湘泉：大学生就业是属于青年就业范畴，尽管大学生群体虽然看起来数量比较大，但放在全国16-24岁青年劳动力供给大幅下降的背景下，与以往相比，他们找工作的难度实际在下降。 “慢就业”、“不就业”、“被就业”以及“错就业”是大学生就业出现的新情况，对此需要深入开展研究，但我认为目前这个群体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就业质量不高问题，比如工资低、工时长、缺乏社会保障、就业稳定性差等，这些都有待通过深化教育改革，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推动企业发展，完善就业环境等措施来加以解决。

第一财经：现在我国就业统计还存在那些问题，您对于完善我国的就业统计和失业统计有什么建议？

曾湘泉：我们应该破除失业率的认识误区，失业率不是高和低的问题，而是应该成为经济和就业市场的晴雨表。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失业率通常都不会高，这是与就业和失业的定义相关的，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在参考期（一周内）只要工作满一小时就算就业。因此，发展中国家失业率低并不能得出就业状况好的结论，因为不充分就业问题突出，加入就业质量指标才更有意义。

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推动实施更高质量的就业，虽然每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数量可观，但一直以来，我国的就业统计中缺乏诸如工资、工时、社保等测量就业质量的指标，难以反映出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在这五年中的变化。就我国来说，进一步完善并及时发布包括就业、失业在内的各类统计指标体系已提到议事议程。

就失业率指标而言，不管是登记失业率还是调查失业率，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与宏观国民经济的冷暖程度变化同步的指标。就我国的失业统计而言，调查失业率不公布，登记失业率几乎没有变动，这导致我国劳动力市场测量和统计缺乏及时性和有效性。为此，应及早公布调查失业率，完善失业登记制度，科学发布登记失业人数变动等数据。

来源：第一财经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