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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湘泉:当前结余失业保险6000亿,要给失业者提供生活保障,更要花在提升未来就业者价值创造能力、创业能力及信息平台建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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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7-04    浏览量:93



曾湘泉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曾湘泉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8期)上的发言

对当前中国的就业形势有怎样的判断? 


我认为,大概这样判断比较好。首先,这是个外生冲击。到现在为止,普遍的认识是外生冲击,不是经济本身带来的东西,这首先要肯定。当然,这个外生冲击确实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规模非常大,人类有史以来,因为全球化,从来没有发生这么大的影响。所以,这次的冲击和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都确实非常大。


统计局一季度公布了几个数据蛮有意思的。第一个数据是调查失业率,这是2018年4月才开始公布的,也是在大家长期呼吁之下好不容易公布出来的。这个数据依据的是劳动力调查,目前公布出来的数据仍然不全。比如劳动参与率等就没有公布。4月份统计局又公布了分年龄段失业率,特别是16-24岁的青年失业率为13%。6%的调查失业率数据,实际相当于美国的U3口径,U1失业率太低,U6太高,长期以来经济学家普遍接受,且官方使用的标准是U3。我们现在还没有建立U1到U6这几个指标,比如就业市场上,丧失信心人群,即愿意工作但调查周前几周未找工作的人算什么?中国没这个口径,美国称之为丧失信心的人群,U4这个指标就涉及到这方面内容。


如果把一季度的几个指标数据放在一块儿,其实影响非常大。按照统计局已经公布的数据,有6%的人受疫情影响退出了劳动力市场,我的判断大部分就是农民工。18.3%的人是有职业未上班,按照国际标准,这还算处于就业状态,不算失业,他领工资,当然工资水平和工时长短受很大影响了。不算6%的失业率,仅考虑18.3%加上6%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一共有多少人呢?我算出来是1.02亿。GDP发生了6.8%的下降,失业率变动1个点,这肯定解释不了。问题出在哪里?在于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调查失业率上升,主要表现在就业质量大幅度下降(工资和工时)和劳动参与率下降(退出劳动力市场人数增加),而且是前所未有。也有人觉得统计局调查失业率6%太低,自己琢磨计算一个20%的调查失业率,或者这几天又有人把我本人计算出的1.02亿说成是“隐形失业”,其实都是错误的,这都是对劳动经济学就业-失业-退出劳动力市场,所谓存量和流量模型不知晓的外行判断和认识!


我们每季度发布CIER指数报告,依据时间序列分解方法所做的预测,二季度就业景气程度将回升,这是我们的预测,情况好转也是事实。比如,4月份有工作没上班的这个比例大幅度下降了,从3月份的18%已下降到3%,5月份已降到1.2%了。这些都是向好的信号和标志。




当下中国稳就业难点到底在哪里?


第一,如何保持宏观经济平衡和推动经济增长。当前中国就业问题还是宏观经济问题,即使没有疫情,宏观经济下行,就业市场不景气也是事实。排除季节因素,我们的趋势加周期分解表明,从2017年四季度开始,CIER指数,即就业市场的景气程度一直都在下降,到2020年第一季度已经连续10个季度下降了。现在我们的数据没有出来,还不知道二季度的情况。但我的判断是二季度不考虑季节因素,周期加趋势也不会反转,是不是会继续恶化还不太清楚。基于掌握的数据和分析,我们认为,这个下降是经济本身出现了问题,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很大影响。今年外部冲击和经济下行因素叠加一起在起作用。


宏观经济的问题,学术界讨论很多了,包括很多人强调要加大新基建和老基建,包括财政货币化等一大堆建议,现在核心的问题还是有效需求中的消费需求不足,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看到解决的思路。2017年底开始到现在为止,经济增长下行的问题已经很突出了。当然,与劳动力市场可能也有关系,比如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就业总量2018年底第一次出现下降。


第二,数据不完整,对就业形势难以做出准确判断。就业市场分析需要比较完整的数据。所以我再一次呼吁,统计局公布劳动力调查数据,劳动力调查数据如果能够公布出来,经济学家其实可以做很多客观分析,包括对农民工就业状况的分析,尽管这些数据仍然存在一些缺陷,但总比人们猜测,甚至各自计算得出一些不靠谱的数据结论,引起认识混乱要好得多,官方数据公布出来,加上我们CIER等大数据作为补充,让经济学家去分析,总体形势就比较好判断了,政策建议也会更有针对性。


第三,不确定性。一是疫情本身不确定。国内我们不知道疫情未来的走向,国际也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因为外部老是处于不确定状态。所以今年我们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计划11月底开个年会,题目就叫做:不确定时代的政策确定。怎么应对不确定,对我们各行各业都是巨大的挑战。这几年不确定的因素很多,除了今年疫情不确定之外,之前的环保风暴、贸易战风暴、社保风暴也都是没想到的,也属于不确定。


比如,环保把很多企业关了,影响到了就业;贸易战到现在还是不确定,外需对就业的影响时好时坏;社保征缴由人社放到税务局去,没想到因为基数变化的担忧,从过去注册企业排队变成注销企业排队。


这些都是环境和政策不确定导致的。当然,现在环保问题已经得到纠正,社保的事情基本停下来了。除了外部疫情本身带来的问题,中美贸易之间的问题还处于不确定当中。现在难度最大的是,我们怎样扩大内需。外贸依赖度下降了,不到30%,但要把这个外需变成内需则有个过程,还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基于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对解决就业难题有何短期和中长期的建议?


就业问题,这些年来看,归纳起来就是三个问题,一是总量,二是结构,三是质量。


就业总量来看,这些年的压力在缓解,这与大的背景,即劳动力供给下降有关。2012年开始,劳动力年龄人口下降,在过去七年,算下来大概下降了2600多万人,供给本身缓解了压力,所以总量问题这些年来并不突出。十八大、十九大提出的是“推动实施更高质量的就业”,强调的是就业质量。但真正复杂的深层次问题是结构问题。


解决这几个问题分几个层次。一是从短期看,已经存在总量问题。经济下行已经连续十个季度,说明实际增长率低于已经低于潜在增长率了。现在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提升增长率,增长率目前来讲还是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尽管不是那么乐观。近些年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在全要素生产率短期内不可能大幅度提升的背景下,劳动参与率下降会影响经济增长。所以,我认为要讨论的还是如何维持经济增长,从而带动就业,这个问题还是要深入研究。


根据一季度的情况看,如果我们把1.02亿人算进去,GDP下降一个百分点大概要影响800万人就业,所以说GDP影响就业非常大。很多人讲新基建和老基建,但是大家去看地方政府搞的融资平台,地方政府修了很多工程设施,就业效果并不明显。很多城市修地铁,现在都是举债修地铁,包括修公路和修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的就业非常有限。所以,我建议在当前就业总量压力的背景下,要引入投资项目的就业效果评估。在这个特殊时期,如果要考虑缓解短期的就业压力,特别是疫情这段时间内,就业压力还在释放中,一定要把投资项目与岗位创造挂起钩来。


还有一点,就是科学防疫,而不要过度防疫。从全球的情况可以看到,中国的防疫工作确实做得很不错,但我们防疫的代价非常大,我们要把一个单位控制起来,把一个地方完全控制在疫情为零的状态,都是有成本的。这样搞,我们经济付出的代价非常大,短期是可以的,长期不可维持,那就可能出现非常严重的民生问题。过度防疫会加剧经济下行,所以还是要强化科学防疫的观念。


前面两位教授讲到新型城镇化,这对拉动总需求非常重要。想一想,中国到今天为止难道没有需求了?不可能。看看我们年轻的老师,像人民大学这种学校,其他学校也是一样的,北大、清华比较特殊,他们有房子,我们年轻老师们的住房问题解决了吗?其实在城市,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的住宿等生活条件是很差的。有人讲这次疫情是穷人的危机,在美国,穷人、老人和黑人受到的影响最大,都与贫穷有关。城市要加大公共服务投资,挖掘城镇化的潜力非常重要,包括基础教育、基层卫生条件。旅游行业做厕所运动,把厕所全部更新掉,那我们大学是什么状况?所以,中国有很大的需求可以挖掘,这里面还涉及到新经济、新业态、新就业形态,最近我有机会做游戏、电竞、直播和文学平台等数字文化行业就业的调研,这些行业就业量非常大。这些都是新业态,都是无接触经济,对于应对疫情来讲,对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来讲,发展这些行业,就业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要强化信息流动,减少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我们所有的讨论都应该建立在详细的数据分析基础上,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很好的数据。包括我前面讲的,国家统计局也可以建立U1-U6的调查失业率指标。教育部应该公布一下每年每个学校招了多少专业,每年该专业毕业多少人。据说,全国有500-600所法学院,法学失业率最高,达到30%。信息不透明,不公开,所有的学校都不知道这个专业是什么状况,很多人培养出来就会与市场完全脱节。前面讲过,统计局应该公布劳动力调查数据,人社部门也要及时完善职位分类等。大学的改革问题也非常突出,我们万人的大学生比率并不高,问题在于就业能力如何?我们培养的人最终是要进入工作岗位的,不管是做研究工作也好,还是做管理工作或具体的实际工作也好,都是要工作的,工作其实就涉及到职位,职位都有分类,职位分类中有职责、流程、管理权限,特别是任职资格,除了知识、经验,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我们这方面几乎都是空白。


疫情是很好的一个机会,促使我们坐下来讨论这些基本问题,纵观人类历史,所有世界上的大危机后都会推动新一轮创新,中国在这一轮疫情中能否抓住机遇推动改革,使我们的产业升级、教育升级、培训升级,这是非常重要的机遇。我们应该坐下来深入思考下一步如何把这些事情做好。中国目前有一定的财富积累,有这方面的条件。现在结余失业保险6000亿,结余出来的钱要花掉,要给予失业者生活保障,同时要研究如何花在未来就业者价值创造能力和创业能力提升上面,花到有效率的信息平台建设上面去。


前段时间,我研究蓝领就业市场景气指数,在深圳访谈普工。在现在就业形势不好的情况下,普工招工依然难。为什么?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做普工,因为普工工资低,待遇不好,没有职业前途,而企业要把一个普工培养成一个正儿八经的师傅,要花三到五年的时间。中国的企业要下决心培养新一代的产业工人,而目前使用的是农民工的概念,这实际上是错误的。应该消除农民工,让这些产业工人稳定下来,给他们在城市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培养他们成为中国新一代的产业工人。像德国一样,砌砖都有认证,所有的工作都做得非常有水平、有能力。家政是另外一个就业需求仍然很高的行业,今年以来就业形势不好,家政行业就业缺口还是非常大的。世界上做家政做得好的是菲律宾。中国老龄化有这么巨大的需求,如何实现这种需求满足,也是需要去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和做法,通过深化改革来把这些事情做好。一方面增加了就业总量,更重要的是缓解了结构矛盾,更重要的是提升了就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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