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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湘泉:改革开放40年,中国就业市场的新变化及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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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1-2    浏览量:162

大家好。我讲的题目是《就业市场的新变化及应对策略》。首先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改革开放40年以来就业市场的变化。

人力资源市场的概念由来

40年前,中国没有就业市场这个概念,也没有劳动力市场的概念,最初是叫劳务市场,后来出现了人才市场、人力资源市场的概念。中国就业市场与中国经济体制在过去的40年中的改革和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比如人大劳动人事学院是1983年成立的,学院名称就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当时劳动部和人事部合并,劳动人事部和人大联合办学院,所以就叫劳动人事学院。40年前,中国的产品实行统购包销,劳动力实行统包统配。大学生统一招生,统一分配工作,相应的就是户籍管理、商品粮、计划招工三位一体的城乡隔离制度。1992年, 邓小平南巡讲话时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这一点。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历史上,大学生开始第一次有了双向选择,大学生可以自己选择单位,用人单位可以自主在学校选择学生,也即在中国有了就业市场。

人力资源市场概念的提出是后来的事情。以前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下属的市场称之为劳务市场,而国家人事部下属的市场称之为人才市场,二部合并之后,相当长时间内两个名称一直并存。到了2007年国务院法制局起草《就业促进法》,当时征求我和蔡昉对《就业促进法》的意见和建议,在讨论两个市场如何统一名称时,我提出统称为人力资源市场。大家可以看到,2007年8月发布、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就业促进法》第三十二条的表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培育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为劳动者就业提供服务”,这是我国劳动法律文件首次提出的对人力资源市场概念的表述。实际上,在国际上,理论界一般将此称之为“劳动力市场”(labor market),现实中称之为“就业市场”(job market)。由此可见,这些概念的变化和演变,充分反映了我国就业市场的特点,以及其背景的深刻变化。

中国的就业情况总体而言比较稳定

从40年的变化来讲,中国的就业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说40前,就算是30年前、20年前,就业市场主要的矛盾是要解决庞大的、源源不断的、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化问题。工业化主要不是解决城市就业问题,而主要是解决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问题。即便到今天,经过这么多年,这个过程也不能说已经完全结束了,尽管如此,还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40年过去,我们的就业工作在全世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世界上有两个关于各国竞争力的权威排名,一个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第二个是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在瑞士洛桑管理学院排行榜上,我国的平均排名是18位,而国内经济、劳动力市场、就业则排在全球第一位。很多人其实并不太了解这一点,这说明我们的就业工作做得很不错。

这些年来,我国的就业政策实施、就业形势总的来讲是比较稳定的,很多指标都可以体现这一点。不管是从登记失业率、调查失业率这些国家发布的指标数据,还是我国中国就业研究所,基于智联网络招聘大数据发布的CIER指数(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来看,就业情况都是比较稳定的。最近舆论环境掀起了对裁员的讨论,其实部分企业的裁员并不表示宏观就业形势不好,我们不能用感觉去判断,而要用宏观的数据来说话。

改革开放40年,

中国的就业市场发生了四个变化

改革开放经过了40年,中国的就业市场确实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是40年前难以想象的。对这些变化,我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老龄化对就业市场开始产生深远影响

从2012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当年下降了345万人。去年,即2017年则下降了600万。也就是说,从2012年到现在,如果加上今年的数字,劳动年龄人口累积估计要下降接近3000万。

我们利用统计局数据进行预测分析,2018年12月31日,我国就业总量将首次产生下降,大概会从77600万降到77500万之间。就业总量的下降是一个标志性的信号,因为它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包括现在经济的增长速度。

人口老龄化会间接引发很多与就业相关的问题。首先会影响劳动参与率的变化。按照国际劳动组织的定义,劳动参与分为三个年龄段,其中最重要的年龄段是22岁到55岁的黄金年龄段。这个年龄段是比较稳定的阶段,按照我们的计算平均是85%左右。而劳动参与率主要反映在另外两个年龄段产生的变化。一是16到24岁的青年劳动力,随着时代发展,青年劳动力劳动参与率肯定是下降,因为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另外一个是,55岁以上的老年劳动力参与率变化,分析和预测表明,这个年龄段的参与率正在急剧下降。我们的研究发现,十年前,老年劳动力的参与率是上升的,而十年后则不断下降。影响老年劳动力劳动参与率最重要的因素是养老金的水平。过去十年,我国每年养老金水平都在稳步增长。有人开玩笑说,世界上最幸福的老人在哪里?就在中国,中国的广场舞大妈是发自内心的快乐。但以前不是这样,我过去做院长时接到过很多群众来信,15年前,当时在陕西汉中一带有一批三线建设的工程师,他们是哈工大、西工大毕业的高工,50多个人曾联名写信给我,反映他们养老金水平偏低,无法保持生活的问题。90年代末至20世纪初,我国的养老金确实很低,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因为养老金水平低,所以大部分的老年人都要到市场上再就业,所以参与率就比较高。近些年,我国老年人社会福利和养老保障得到很大提升,每年年老金增长10%,老年人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甚至出现倒挂的现象,即在职工作拿2000元,退休后拿5000元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老年劳动参与率必然下降,而在老龄化加剧的大背景下,如何提高劳动参与率,进而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就成了问题。

其次,社保征缴对裁员的影响。有人讲,目前中国的企业正在经历三大风暴:第一是环保风暴。因为环保标准的提升,很多企业产品成本上升,利润下降,甚至导致关门。比如,很多造纸厂关了,纸张和原材料价格就必然上涨。第二个是中美贸易摩擦的风暴。第三个是大家都广泛关注的,也是各方面都比较忧虑的,对裁员可能影响较大的社保风暴。 

我国社保的问题,现阶段主要体现为名义费率太高。社保名义费率,世行说法叫劳动契税,包括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等,达到工资总额的45%,有的可能已经超过50%。包括我们在内的很多研究表明,我国的社保名义费率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至少是前三位,甚至是最高的。

当然这个原因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时的大背景有关。19977月,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中国的正式建立。而1998年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以前参加工作的个人账户实际上是空账,在这个背景下,缴费率就定的较高。

另外一个原因,是老龄化产生的。比如说,家里有4个人,40年前可能是家里有3个人工作,一个人养老。现在可能是4个人中间,3个人养老、一个人工作。谁养这3个人?所以,增资的问题很突出,全国统筹、省级统筹,甚至有的市都没有统筹,社保经费来源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今年机构改革决定把人社征缴的功能移到税务,谁也没有想到,很多企业就因此紧张了起来,因为很多企业担心税务征缴社保后实际费用提高。以前社保名义费率很高,比如说企业是20%,个人是8%,合计是28%,但实际只收了14%,也就是说只收了一半。现在如果要按照实际征缴,不考虑历史欠费追缴,很多企业都会感到吃不消。所以机构改革方案一出来,有企业就进行相关调整了,比如裁员,以及改变用工方式等。所以,社保这件事情对就业的影响,会成为当前和今后的一个大问题。

2新技术革命对就业不确定性的影响

这个问题,各方面讨论非常多,包括国际和国内。2015年,我应邀参加法国经济学家俱乐部年会,这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会议,邀请发言的嘉宾就200多人,参与者有3000多人。主要讨论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劳动世界的影响。从经济理论分析来讲,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就业的影响有两种效应:第一种效应是规模效应,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生产力的提高,会提高人的收入,会带来需求曲线的右移,市场规模会扩大。同时,技术革命会带来替代效应,由于机器的出现,很多工作就不需要人了。一个月前,我上新生研讨课,打算带学生去海底捞用餐,了解海底捞的人力资源管理,给海底捞打电话订餐,接听的是机器人。现在,对于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研究越来越多,但新技术对就业市场带来的影响究竟是什么?结论还不清楚。有极端的悲观论,认为谁拥有了机器人谁将拥有世界;也有乐观者认为,这件事没有什么了不起,机器人仍然需要生产、搬运、维修,同样需要很多人。

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就业市场的极化问题。有一部分职业会增加,比如说美国前几年最热门的专业是BA(business analysis),即商业分析。现在最热门的职业不是BA而是人工智能。一方面,高精尖产业人才需求会极速增加,另外一方面,基础的维修、搬运工作需求,也就是为机器人服务的“农民工”需求也会增加。问题是,中间的大多数那部分就要减少,甚至消失。在座的HR,也属于这个区间。所以大家都很有危机感。

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就业极化,而是收入极化问题。今年我们在广东开劳动科学教育年会,有一个来自企业的学生出了一个题目,让我们研究研究企业内部薪酬问题。比如有企业发年终奖,多的发十个月,十几个月,还有的发到一百个月的年终奖。据说王者荣耀的员工拿了一个亿奖金。现在的薪酬状况是我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教科书里的领先型、匹配型、落后型等等,都已经适用不了当前情况。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不只是中国问题,也是全球问题。美国、欧洲、传统的低收入国家,这个问题都很突出。

3结构矛盾持续存在对就业产生的影响

过去40年中,就业的主要问题都是总量问题。1990年《经济研究》出了一个专集,讨论90年代的发展战略,邀请赵履宽老师和我写一篇有关90年代就业战略的文章,我们的主要观点就是如何通过招商引资,扩大劳动需求的问题。但大家看到,如今我们面临主要矛盾正在转化,结构问题超过了总量问题。大家都在说裁员、就业困难,但另一方面,很多地方却招不到人。比如说蓝领,现在很难招人。地方政府过去40年当中,要做的如何解决当地的就业,即把当地富裕劳动力怎么安排出去,现在想的是要从哪儿找到人。从就业市场景气指数看,技术操作工的供需比是24,24个岗位只有一个人。另外,区域的不平衡也很明显,珠三角、长三角方兴未艾,但是东北的就业困难的情况则一直未有改观。

结构问题当中,青年就业问题是一个重点。特别是大学生就业。分年龄段来看,青年失业率要高出平均失业率的两倍多。青年失业率高在各国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在中国这个问题伴随着高校盲目扩招,问题则尤为突出。目前留学海外的毕业生规模也在迅速增大,就业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比如,留学生,每年回国总量已达到40万左右,海归变“海待”的现象时有发生。在美国好的学校读本科,4年下来要一两百万,而回国到就业市场找工作,月薪三五千块钱,大都认为不划算,于是很多人就选择慢就业,甚至不就业。青年就业问题已成为各方面关注的重点。

4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中国宏观经济的变化也是我们40年前不能想象的。我们以大量产品出口换取外汇,与美国等世界各国的消费市场发生了深层次的连接,但是,由于对美长期贸易顺差,外贸不平衡导致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

中美贸易摩擦(美国提高关税)对就业实际影响,各方面研究的表明,并不是很大。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中国出口的产品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的出口已经从鞋帽、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转向机电产品等,这些产品的人工成本比重并不很高。另外今年人民币贬值也抵消了一部分影响。尽管实际影响不大,但是对人们的心理影响则非常大。我们针对珠三角和江苏地区的企业做过一些访谈,发现大家对未来都很忧虑。资本市场的状况也反映了这一点。股市市盈率并不很高,经济实际状况也并没有那么差,则天天看跌。在很大程度其实是受到人们心理作用的影响。美国的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席勒写过一本书叫《动物精神》,讲述了人的自然本能和情绪影响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就业问题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这种观点。

宏观经济大势下,

中国就业市场的应对策略

改革开放40年,就业市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的政策重点需要调整,不是一个简单的提一句实施“就业优先”或者“积极的就业政策”就能解决的。面对宏观经济形势,中国就业市场需要怎样的应对策略?我认为有四点。

第一,研究提升劳动参与的各项政策,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支持。 

稳就业是在七个的首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三强调稳就业。所谓稳就业,首先就是要稳企业。企业需要的,首先是大幅度降低包括社保名义费率在内的各种税收和费率,社保名义费率28%,实际14%。国家也提出明年要降低社保名义费率。当然解决这个问题还面临很多压力,牵扯到社保收入和支出的总体平衡问题。 

对政府而言,要出台有利于提升劳动参与率的激励政策。现在的参与率,短期看没有问题,但是长期来看,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问题会进一步暴露。最终就业问题看的是质量。我们现在的就业定义用的是国际劳动组织的概念,参考期(调查周前一周内)一个小时工作即为就业,我认为用这个标准测量中国就业状况没有多大意义。按照这个标准,包括中国内的发展中国家,就业率很高,失业率很低。但问题是就业质量不高。要提高质量,就要推动经济增长,就是要提高工资。如果经济不能持续增长,人们的收入也无法提高! 

所以,劳动参与的问题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一方面我们要考虑社保的问题,社保如果降了费以后怎么办呢?可以考虑启动延长退休。企业的员工可能不同意,对延长退休有看法。但是,要是降低费率,不增加劳动供给怎么解决问题呢?当然,要制定各项激励政策,鼓励老年劳动力提高劳动参与率。比如,海南出台了百万人才计划,包括银发工程等。另外,也要研究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政策。随着二胎政策出台,女性就业参与率还会下降,因为我们的公共服务设施,比如公立幼儿园等,支持不够,这方面的问题要研究解决。  

第二,对于新技术革命,我们要积极且应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激励政策。 

新技术革命,对我们目前的阶段来讲是积极的推动力,因为劳动力供给短缺,机器换人可以缓解这个问题。30年前,日本人给我们送自动售货机,我们不要;2008年,日本人给我们奥运会送自动售货机,我们还不要。现在,我们的自动售货机开始出现,并不断增长。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自然使得机器开始取代人工。目前,AI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缓解劳动力供给短缺是一个好消息。但是,政府应该重点激励AI对危险性工作、艰苦性工作和条件比较差的工作的替代。 

政府不应该做的,是干预企业和市场正常选择。有些地方政府,拿出钱鼓励企业以机器换人。机器换人,是市场行为。如果企业觉得划算就换,觉得不划算就不用换。而政府对市场的这种干预是不恰当的。政府应该鼓励什么?应当有明确的激励政策,但不应直接干预。这些都是一些人工智能专家的观点,我认为都是很有价值的。 

第三,强化中介服务,提升工作匹配效率。

我们就业市场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缺人”的问题。比如,工作搜寻期过长,工作搜寻期成本高等,都与我们的就业中介服务有关系。我们就业市场大楼建得很好,但解决中介作用的重点则不在此,而在于高水平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职业指导。在目前就业市场上,中学生没有职业指导,家长和学生都不知道专业和职业的关系,不知道应当读什么专业?这个专业和未来的职业是什么关系?高校有职业指导,但专业化、职业化的程度太低,做职业指导人的都是兼职的,很多学校只是设置这么一个岗位而已。这导致职业指导效果大打折扣。为什么在就业市场上,会看到几乎所有的人都很茫然,这其实与职业指导不够,职业生涯管理缺失有关。从就业市场的信用体系和基础平台来讲,我们的职业化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至少差50年。以美国为例,未来十年哪些职业会诞生,哪些职业会增加,哪些职业会消亡,都有一系列的预测和分析,且十分具体详实。

在这方面我们中国几乎还是空白。中国的大学有职业指导课,其实首先应该在高中设置这门课,至少要有专业的职业指导老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升工作匹配的效率,提升就业的质量。

第四,深化教育培训改革,缓解结构矛盾。 

要落实教育型大学办学目标,把人才培养作为首要工作。中国的大学目标都搞错了,都要办研究型大学。办研究型大学除了要有自由的学术氛围,最重要的是要有充足的资金。哈佛大学捐赠基金规模今年达到创纪录的392亿美元,有了这样的财力基础,办研究型大学,拿出钱来让有研究能力的人、有研究意愿的人做研究,为人类的知识体系做贡献没有问题。说实话,我们的北大清华都不可能。大部分的学校主要目标应该是培养解决问题的实用人才。 

为此,要建立明确的人才素质模型。我们大学提的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目标,太宏观和太宽泛,与中学和小学没什么区别。各类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需要构建更科学和更具体的素质模型。比如,国外的大学就提出了8项能力的素质模型,其中6项都是软技能。 

要推动课堂改革,重视实践性人才师资队伍建设。除了理论型和研究型学科,大量的应用型学科人才培养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是动手能力的缺乏。这与应用型学科师资的缺乏有关。除了理论型较强的学科师资要求有博士学位外,大量的应用型学科要大力引进高水平的实践型应用人才。由此才可能推动课堂改革,增强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最后要说的是,应该引进用人单位,特别是企业对高校专业的评估。专业评估很重要,可以大幅度提升我们的办学质量,但是最重要的是,要由来自专业人士的专业评估。比如评估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直接请在座的一些优秀的HR人士来评估就很好。 

时间关系我就分享到此,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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